本报记者王腾飞

　　江西省余干县种粮大户张四新今年在他的350亩早稻田里第一次用二氯喹啉酸除草防效差，二次用五氟磺草胺防效也不好，第三次用恶唑酰草胺，每亩除草成本达115元才控制住杂草，除草成本超过了化肥成本。在日前举办的首届中国杂草防治高层论坛上，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刘都才介绍的这个例子让与会者对抗性杂草的危害有了直观又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因为省工、省时、高效、快捷，除草剂的使用成为了农民防除杂草最重要的手段，但因长期单一使用除草剂带来的杂草抗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专家们一致呼吁，面对抗性杂草发生的严峻形势，急需改变不科学的用药观念，采用多样性的治理措施。

　　“随着长期、大量、广泛使用和过重依赖化学除草剂，抗药性杂草已成为我国必须关注的严重问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张朝贤在论坛上指出，我国已有33种杂草的51个生物型对包括草甘膦在内的10类30种化学除草剂产生了抗药性。

　　“杂草抗药性的产生使除草剂的使用面临巨大挑战。”刘都才介绍说，抗性杂草会导致以往具有良好防效的除草剂在生产上不能用，防除难度增大，田间防效差，部分农民用药田块甚至无效。农民为获得较好防效往往盲目加大除草剂用量或增加用药次数，不仅增加了用药成本，还会造成药害事故发生。

　　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朱金文博士指出，我们用的除草剂是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杂草产生抗性的原因就是低效和不科学使用。像草甘膦一度被认为不会产生抗性，但由于长时间高剂量使用，尤其是在免耕条件下，在单一作物区重复使用，缺少不同作用机制除草剂的混用或轮换使用，致使杂草对草甘膦的抗性问题日趋严重，影响了草甘膦市场寿命。

　　“新药开发难度大，老药需倍加珍惜。”朱金文认为，草甘膦等农药的高效使用，对于延缓和治理杂草抗药性、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品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德国会限制草甘膦在收获前的使用，一年最多使用两次，每年每公顷最多使用有效成分3kg。而综合治理措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方法，可以通过水旱轮作、精选种子、精量机械、不同作用机制的混配，实现更长远健康的发展。

　　“解决日益严峻的杂草抗性问题，需要推广员、科技工作者、经销商、农民共同努力，树立多样化治理的观念。”张朝贤指出，要采用多样化的化学除草技术和多样化的治理措施，制定良好的杂草防控操作规范，在同一生长季节、不同生长季节，选用杀草谱相同、作用机制不同的除草剂。实施轮作，发挥作物的多样性，为多样性化学除草提供机会和保障。可以发挥作物自身的生长优势和杂草竞争能力，运用作物品种、播期、播种密度、水肥管理、行距、苗床管理等农艺措施，抑制杂草危害。还可以采用稻田养鸭、养鱼、稻鸭萍共作的种养结合的多样性生物控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