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许多养猪人都为猪价下跌欲哭无泪。“养一头猪赔300元！”业内惊呼“生猪价格会不会再现1998年那样的大跳水？”小农户退出，中小企减少，大巨头崛起，深度洗牌带来深度迷惘。
回眸15年生猪产业走过的历程，我们并不都是沮丧，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在左冲右突你来我往的拼搏中铺就。
也许大家很痛苦，但我们是探路者。
一、生猪产业发展新需求——
合作化养殖
几十年的改革，十几年的探索，生猪产业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了。作为“安天下”的产业，养猪业成为资本角逐的战场，同时又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前，生猪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生产与价格是固定的，而且作为“副业”，农户不能自由发展。改革开放后，生猪生产成为转化粮食和剩余劳动力的致富产业。但由于养猪业与土地和劳动力关系紧密，生产上依旧稳定。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社会资本大量积累，养猪业完全不设防，三因素共同作用，使养猪业成为吸引社会资本的首选目标，也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点。各级财政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建设标准化养殖小区，鼓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产业化经营。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资本进入农业的速度更快，养猪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一是企业养猪发展迅猛，表现在工业企业大举投资养猪；农业企业大力发展巨大规模全产业链；上市公司利用公募资金发展养猪。二是养殖环节的规模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据农业部统计，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重由1999年的21.4%上升至2012年的67.9%。2007～2008年，生猪规模化水平年增长率达到7个百分点以上。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比重由2006年的15%增长到2012年的38.4%。问题出现了，两正相加出现的却是负效应——价格波动异常，养殖效益下滑。导致一方面中小养猪户纷纷退出，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艰难。大中小一起上，必定出现供大于求局面。该谁退出？大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据农业部统计，2012年万头以上猪场出栏量占全国出栏猪总量的比重仅为8.1%。市场上的数量和变量依旧是由中小养殖户的自由进出形成。而从农业部对2008～2012年养猪净利润率分析来看，中等规模养猪为最高，其次为小规模，而散养户和大规模养猪相对利润率都较低。也就是说，中等规模养猪是当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事实确实如此，在养猪行业，做大，并不等于做强。2013年双汇在美国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生猪业务表明，大企业覆盖整个生猪产业链，直接影响企业寿命。发达国家概莫能外。就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大康牧业”完成资产重组，而“高金食品”此前也决定出置生猪加工业务，转投影视产业。A股2500家上市公司，涉足养猪产业的8家，2012年均出现利润下滑，2013年有5家亏损。8家上市公司，截止到今年4月8日，平均市净率只有3.1倍，而4年前还是4.3倍。
我国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和产肉量均居世界第一，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发展水平世界第一。怎样做？很显然，单靠大企业或小农户都不行，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大企业不必放弃“全产业链”，但更应该倡导“全产业合作”；小农户也不必放弃养猪，但要以合作社的形式形成“中等规模养猪”。在此基础上，实现跨行业、跨体制的产业大联盟。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养猪产业都没有这样的难度。既要发展大企业，又要兼顾小农户，还要做出中规模。只有依靠创新体制机制，来啃下这块硬骨头。这是下一个生猪发展15年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养殖业面对环境、土地、就业压力，承载经济、政治、安全压力，只有深化改革，让不同主体所具备的政策、市场优势实现互补，才能“做强”中国养猪业。
二、生猪产业改革新方向——
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是个老问题，但对于养猪业来说，是个新课题。以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今的养猪产业的龙头企业几乎包括全体制。国家、集体、个人，体制不同，路径各异。而要在这些不同体制间建立稳定的利益平衡关系而不是松散的订单制约关系，决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探索了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产业化既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形成农场主自己的合作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国式的大企业内部的全产业链。中国养猪业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道路。
中国国情是人多地少规模小，规模小就使得进进出出很随意。这种随意性，直接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要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稳定养猪模式。传统的做法是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合同，更先进的做法则应该是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化经营关系，双方互相监督与制约，这对缓解企业压力，提高产业化经营效率，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都极为必要。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部大力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这都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新基础，但不少新生的合作社的发展水平不高。然而，正是因为农户的规模小，成本相对低，风险易分散，才成为当前中国养猪业的主力军。现在要做的是尽快发展与改造这支队伍，不仅要做出适度规模，更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核心是创新利益关系。龙头企业仅靠收购订单不是真产业化，即便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但那时的市场价也许已然低于成本价了。
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劳动力，而是土地！农民可以离土，但土地依然是他的权益。养猪与种粮一样，都是通过对土地的利用而成为产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稳定，只有通过实现农户的土地权益，才能奏效。而目前生猪产业的问题，就是没有发挥土地的制约作用。大量的工业企业进进出出，因为“醉翁”太多，他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目前的养猪业竞争，已由内部管理转向土地资源占有。
要稳定生猪产业，必须建立全新的土地控制机制，让生猪养殖企业通过土地的利用而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又通过土地的利用与市场建立稳定的供应关系。今后的15年，养猪主体依然是企业与农户，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创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所有占用农村土地养猪的企业，都应该因土地与农村集体建立起经营合作关系，都有责任因为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户发展，乃至城镇化建设。进入农业产业的企业，在从农业获得利益的同时，要承担起“四化同步”的责任。
养猪产业化经营，不仅有横向稳定的需求，还有纵向稳定的要求。“新希望”复制美国泰森模式，投资数亿元建设了集种苗、饲料、兽药、养殖、屠宰、食品加工于一体的现代猪业经济产业链，最终目的是“由新希望来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这个探索十分可贵，但这是个大工程，只有提升到国家层面去建设才能够对于稳定产业发展起到作用，也才能惠及“新希望”自身。生猪产业化经营政策不应该是局部性区域性的，应该是对全产业进行关照的宏观政策乃至法规。养猪产业是生产资料聚集的产业，又是加工流通活跃的行业，所有政策法规，只有全覆盖，才能奏效。
三、生猪产业改革新重点——
科学化管理
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养猪业经历了百年历史，形成了科学化的管理模式。丹麦养猪业很先进，得益于完整的管理体系与控制力。上有丹麦国家猪生产委员会管法规，下有丹麦养猪和屠宰联合会管生产。联合会就是农场主合作社，所有的养猪农场、屠宰场及所属企业都是该会会员。联合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生猪屠宰税和会员费。我们目前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希望形成同样的产业能力。但丹麦的农场主是土地的主人，而我们的农场主是土地的租赁人，也就是说，农场主与土地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这种国情，使得我国养猪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管理。
现代中国养猪业管理的难点在于跨体制。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就要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的立足点要站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要兼顾企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要维护农民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因此，制度设计是关键。15年来，政府管理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发布监测信息，调控存栏出栏数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与生产信息监测发布机制，建立了生猪市场信息预警机制，虽然对当时的养猪业止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没有建立产业稳定的根本制度。因为养猪业已经适应了“两高一低”模式，就是用高存栏量和高出栏率来补偿低效益。这是所有体制下都可以操作的。
养猪业科学管理或者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抓手，那就是土地。再看丹麦，他们正是利用土地来调控养猪的。法律上对农场的土地面积和农场主可拥有家畜的数量进行了限定，规定了农场土地面积与施肥量的比例。农场主要扩大规模，必须要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其环境效应评估后的许可。农场主进入产业除了土地限制，还要有“绿色证书”和从业经验。养殖规范要求，饲料必须是本地产的大麦等原料，猪粪必须进行沼气处理，等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将丹麦生猪出栏量被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数目上。通过制定并落实严格的生产规程和环保规定，丹麦养猪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轨道。
养猪业的科学管理，说白了，就是限制。粮食生产有土地的限制，生猪生产也不是三产，而是间接一产，它同样受土地、环境、消费的限制，不对生产环节加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