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B2B网讯 在不久前结束的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围绕“能繁母猪补贴”，江门代表团展开热烈讨论，连江门市委书记刘海也直指母猪补贴政策已成笑料。
每头100元对养殖场微不足道，但行政成本高
自2004年起，中央开始循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出台系列惠农政策，涉及种植、养殖和消费等方面，以图振兴农业农村经济。2007年，能繁母猪补贴政策开始施行，首年的标准是每头母猪补贴50元，从2008年起调至100元，2010年补贴中断，2011年重新启动。
能繁母猪补贴政策的施行，表明上级政府对“促进生猪生产发展，调动养殖场(户)积极性”的决心，却无法回避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高、对养殖者作用微的现实。
摊到肉猪头均六七元
2013年2月初，南方农村报记者对广东生猪产区能繁母猪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扫描。有来自鹤山、清远、四会、惠州、高明的养殖户表示2012年的补贴已拿到，而增城、博罗、大旺、化州、阳东等地养殖户的反馈却是仍未！同样的政策，执行力度和时间却不统一，这已经成了能繁母猪补贴的“特色”。
对于理性的养殖者来说，能繁母猪貌似猪场之福，实则猪场之殇。母猪存栏过万头的广东省万禾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勋道出己见：“这项政策代表了中央的美好愿望，但现实意义不大，以一头能繁母猪年上市20头肉猪算，每头肉猪均摊的补贴才5元，这对规模猪场来说微不足道，对养几头猪的散养户来说，收益增幅也不大。”
同样是规模猪场的广东源丰农业有限公司，其总经理孙奕南透露，猪场已经拿到4次补贴款，2012年的也即将发下来，但“对于促进生猪业发展而言，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为要‘地方买单’，地方政府负担加重，因此对养猪业反而不欢迎。这对生猪业的持续发展伤害很大。”
据了解，规模猪场会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资源制定生产计划，能繁母猪补贴所能影响的多是“船小好掉头”的散养户。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散养户占80%以上。不少业内人士认为，2007-2008年猪价持续上扬，而2009-2010年猪价回落并徘徊亏损线的局面，相当程度应归咎于这项补贴对散养户的引导。
对于“母猪大游行”的说法，规模猪场普遍认为已成过去。化州养殖户陈老板称，政策刚出台时在散养户中有这种情况，但从2011年起，畜牧局和镇政府等部门会分别来猪场清点和审核三次，投机情况就少了。“兴师动众清点母猪数量，却说‘财政困难’不发放补贴，很多养殖户对此意见很大。”
2012年对于增城、博罗的生猪业而言，是揪心的一年，大小猪场在政策重压下作鸟兽散，地方政府以环保之名大举拆迁，在养殖户眼里，跟生猪业缺少税收却诸多财政压力不无关联。以平均每头能繁母猪年提供13-15头肉猪算，头均六七元的补贴却要搭上整个养殖环境的稳定性，多数养殖户都摇头说“不抵”。
地方政府出钱又出力
据悉，将能繁母猪补贴问题摆在桌面的江门市，有近40万头能繁母猪符合补贴要求，一年要为此筹措3200万元的财政资金，省配套资金760万，其压力可见一斑。
此外，能繁母猪补贴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经过调查、统计、核实、复查、签字、公榜、汇总上报、审核拨付和发放等程序，需要大量人力和宣传、差旅费用。茂名分界镇畜牧兽医水产站站长廖均华就向记者吐槽，指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工作占据了基层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且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拨付补贴款时间不一，常常造成工作重复。
由于能繁母猪养殖存栏数量是动态的，省核补存栏数是以上年统计数据为基数确认，实际存栏数多于省核补存栏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面对上述情况，一位粤西基层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每次清点数目时，上级都会提醒“适当斟酌数目，别给财政太大压力”，也有规模猪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他们都会“体恤”政府，主动少报数。
由能繁母猪补贴滋生的腐败和投机行为也不容小觑。2012年下半年，增城某养殖场老板在“猪场整治”中锒铛入狱，原因是涉嫌将“能繁母猪补贴”款项作为回扣，向时任增城市畜牧主管部门领导行贿。2012年12月17日，增城市畜牧局4名干部因集体受贿被判刑，其中增城市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阮金权分别在2008年10月和2009年10月，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4万元“能繁母猪补贴”现金，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没收财产5万元。
销区补贴产区争议多
江门市政府官员道出一个心结——“珠三角其他城市不养猪，一分钱不用出，江门输出猪，还要贴钱，这是财政的逆向补贴”。事实上，类似言论经常在各场合出自生猪主产区官员之口，代表了生猪主产区的一大愿望——销区补贴产区。
对于上述设想，各方众说纷纭，有学者建议设立“生猪调出大县调销补偿基金”，销区按产区调出生猪数目拨付资金到基金账户是可行的，而全国畜牧推广总站乔玉峰却认为不现实。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表示，正常情况下，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而非补贴来调整猪价，紧急情况下国家出台调控政策，也最好由中央政府拨出款项。
与国内畜牧业补贴标准步骤杂乱的情况相比，欧美国家的经验值得参考。据悉，美国的《农业法案》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对畜牧业的各项支持政策及公开预算，征求公众意见，并及时对不良影响修正，确保政策的严肃性、可操作性。此外，欧美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以欧盟为例，在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中，40%以上来自政府补贴，行业对市场冲击的反应自然“淡定”许多。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持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落实好各项补贴。其中，新增补贴要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要转变“撒芝麻盐”的补贴办法，更好地发挥补贴对生产者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