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城里人，面临着低社会保障、就业难、房价高、教育歧视、生活方式不同等一系列问题，它们阻滞了农村家庭向城镇迁徙的步伐。三农B2B网配图。

    三农B2B网讯 放在10年前，“农转非”对农民来说还有一定吸引力。但是，今天农民对成为城里人却有一种拒斥心理，这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今年以来开展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变迁”调查，让我们看到了在汹涌而来的城镇化大潮中农民的真实一面。与政府和学者的预期相反，只有一半的农民工家庭希望落户城镇，在已经转为城镇户口的受访者中，甚至存在一定的强制现象。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成为城里人，不能说不向往。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隔离，农民和市民是两个不同的阶层，脱离农村而成为城里人，是当时只有少部分农民才敢有的念头。那时“农转非”的渠道无非是招干、考大学和当兵。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控制松了，流动性加强，在上述三条渠道外，一些地方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开始向农民出售户籍，也就是农民可以出钱购买一个非农户口。在那时，这个价钱还是很高的。不过，相比前三条渠道来说，以这种方式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多数并没有真正变成一个市民，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随后不久非农户口的含金量慢慢贬值，城市要解决国有企业大量的下岗工人已经焦头烂额，哪有工夫去安置这些刚成为城里人的农民，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享受到城市的福利，不仅如此，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土地。这是“农转非”对农民初步显示出的“不友好”一面。

    今天农民对“落户城镇意愿”之所以不强，本质上与早期通过买户口而成为城里人的农民一样，担忧空有城里人的名头，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半月谈的上述调查也提供了佐证，认为农民存在怕吃亏、高成本、难融入三大焦虑。确实，要成为城里人，面临着低社会保障、就业难、房价高、教育歧视、生活方式不同等一系列问题，它们阻滞了农村家庭向城镇迁徙的步伐。

    这种情况下，城镇化就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为了一个空虚的城镇化指标，强迫农民进城，就像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强迫农民上楼一样。假如这样，无疑将会留下许多后遗症。其实，从前面所讲来看，农民千百年来总是给人感觉有点像“二等公民”，他们内心里是非常渴望成为城里人，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但这样需要做好农民进城的一系列工作，帮农民解除后顾之忧。目前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给进城农民提供和原来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比如，城市的保障房要对落户的农民一视同仁；二是给农民提供就业培训，尽可能提高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能力。

    这两方面的事情做好后，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政府可以甩手不管了。鉴于农民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有一个过程，对其中的一些农民来说，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融入城市，因此，还必须考虑好农民进城的后路问题。从而，需要国家在农民落户的方式上，最大程度地选择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只要农民想来城市，就应该无条件地让他们进来，这里的无条件，指的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均保持不变，而不是现在通常选择的以土地换社保。后者其实是农民自己来承担进城成本。事实上，在半月谈的调查中，有四成以上农民选择该方式，选择“以土地换社保”只占了两成以上，还有一成左右选择“补齐三年社会保障”的方式。

    农民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这个调查告诉我们，在这轮新的城镇化中，不能再打农民的主意，应该将此作为一条纪律来约束各级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