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深圳很多家长的手机里都出现过这样一条短信:“为了孩子的安全，从现在开始到学期结束，请接送孩子的人员一定要固定，学校从现在开始，不让代接送孩子……”。而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多月以来，关于绑架学生案件频频发生的各种传言，也在深圳市蔓延，引发了市民的恐慌。就在两天之前，深圳市警方终于公布了近期侦破的三起绑架学生的案件，其中两起已经撕票。这一系列的绑架案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之前的这些传言究竟是真是假？面对众多家长们的惊恐和担忧，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宁向东、张鸿共同评论。
深圳警方破获三宗绑架学生案件，两人惨遭撕票，恶性案件如何预防？公众情绪如何安抚？
张鸿:绑架案的难以防范是引发公众恐慌的主因
（《今日观察》评论员）
目前警方公布的这三起绑架案是已经破了案的，我们并不知道深圳一共发生了多少绑架案，就现在公布的几起案件来看，有三个共同的规律和特点。第一个特征就是作案手法比较简单，很残忍。绑匪都会去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针对家里比较有钱的四五年级小学生，用玩具、食品或者直接就把小学生绑上事先停在学校门口的面包车，实施绑架。其中有的家长已经付了赎金，但也有可能会被撕票。
公布的这三起案件里有两起被撕票，为什么会被撕票？这就是第二个特征，就是熟人作案。就是很多绑匪其实是认识这个孩子，或者认识孩子的家长，绑匪担心拿了赎金，把孩子放出来以后，警察会寻迹找到他们，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绑匪会选择撕票。
第三个特征就是，这几起案件并没有关联，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团伙，因为他们是非专业的，不是铲除掉这个团伙就能完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案件对于市民来说，是没办法防范的。这三个要素特征总结起来就是，残忍；熟人作案；无法防范。这就是它为什么引发公众恐慌的原因。
宁向东:公众事件披露有效与否 关键在于及时和充分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比较关注的是围绕绑架案件开始的一系列信息披露、发布的过程。深圳发生的这些绑架案如果是一个单一事件，那么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消息在报纸上提示一下，或者做别的处理。但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已经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或者说是一个系列事件。公共事件披露的及时和充分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来衡量公众事件披露的有效与否，就看它的及时性和充分性。从这一点来说，深圳事先的做法实际上有可以考量，可以反思的地方，就是因为不及时，不充分，所以才引发了恐慌。
伍先生:绑架案的频发困扰家庭生活
（深圳芙蓉区小学生的家长）
我住在深圳市芙蓉区，小孩上三年级。就在最近几天，听说有这样的绑架案件，我们家长上班都没心情了。以前孩子学校里安排有接送车，现在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家长都很不放心，现在都是自己送去，然后下午下了班又去接孩子回家。
张鸿:传言跑在了官方渠道之前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公布的这三起案件最早的发生在10月20号，最晚的发生在11月7号，17天之内发生了三起案子，案件频发以后，很快就有短信，在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互相传递。
有报道说，9成以上的家长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这三起案件的最终破获时间是11月12号，并且结案。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有两个孩子被杀害了，然后网络开始集中地爆发这个事情，香港到12月6号，就有媒体开始报道这个事情，因为香港有很多家长的孩子就在深圳上学，他们会为此感到紧张。12月8号，广东的《南方日报》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当天晚上深圳市公安局开始发了一个通报，表示的确有这样的案件发生。在深圳公安局出通报之前，所有传言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渠道来披露这个事情，因此如果在某一个特定的点，官方公示这个消息，然后提醒大家警示的话，那么是不是后面的案件都可以避免？但这一次事件让我们很遗憾，传言又跑到了官方渠道的前面，而且传言又是真的。
宁向东:公共信息的披露是必要的 应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今日观察》 评论员）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但智者需要根据信息去分析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披露是落后的，不及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事件被披露出来之后，大家反而安了一部分心，但也产生了更多的疑虑。我现在就在关心除了这三个孩子，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究竟有多少个孩子？实际上，我们在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上，做的远远不够，还是一个新手。
1996年，美国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事情，两天之内有三个人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恐慌，但很快地，警方和校方就开始做一些披露，披露的信息里包括，什么地方发生了这个案件，具体的细节警方掌握了多少，只要是有利于大家知情，而又不妨碍今后办案的信息，都会披露给公众，甚至会告诉公众什么地方会有电话亭，甚至给每个女生发一只哨子。在很多信息得到公示，很多的准备都提前防范之后，公众就很安定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又恢复了。
网络短信传播恐慌消息，面对公共案件事件，公共服务部门职责何在？
宁向东:破案率不应简单地等同于治安状况
（《今日观察》评论员）
面对公开信息的恐慌和捂着不说引起更大的恐慌，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披露信息，披露的好处永远大于捂着盖着，在这方面绝对不能动摇，尤其是对于公共事件。另外，我们必须要在尊重公民知情权的前提下办案。再有一个，在政府内部的一些考核机制上，要彻底的放下包袱。现在披露出来的案件的破案率的高与低、多与少，和政府的办案水平、社会治安的状况简单的划等号，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就应该及时披露，不应该简单地把破案率和地方的治安状况简单的等同起来。
张鸿:案发数量应予以公布 各部门应协调起来形成机制
（《今日观察》评论员）
首先，应该继续披露该披露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除了这三起已经破了案的案件，到底发生了多少起这样的案件。我们需要知道案件的数目，是因为它可能在破案率上和警方有关，但在安全感上和每一个公民都有关。一个城市里发生了一起或两起的相同的案件，可能我们没有那么需要有提高防范意识的准备，但如果是发生了10起20起，那当然就要提高防范意识了。现在警方只公布了3起，而网上甚至包括一些媒体的报道，都表示有十几起这样的案件。如果真如当地警方所说，案件里有80%是熟人作案，熟人当中又有90%是撕票，那么我们简单的推理一下，最起码应该有10起案子，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此外，现在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了公共安全的一个事件。
杨小军:相关部门应主动公布相关信息 承认公众的知情权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这种做法从现在的法制和理念来讲，它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正当的。现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专门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一些信息已经在社会上盛传、流传的时候，掌握政府信息的这些部门，应该主动公布相关信息，以正视听。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办案机关、政府部门以及公权力部门要承认老百姓有知情权，不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老百姓就是一个权利的主体。比如说孩子的事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孩子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这么遮着盖着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蔑视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了知情权就谈不上防御权。
王大伟:家长提高防范意识 孩子学会防范技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首先，我强烈呼吁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第二，家长要教会子女具体的防范技能，对于三岁以上的孩子，家长要让他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和门牌号码，认识东南西北，让孩子不要分成熟人和生人，因为这一类绑架案，60%到80%是熟人所为，这是事前的防范是最重要的。事中，一旦出现问题，家长要教给孩子以斗智斗勇智为先，观念预防记心间，要吃要喝足睡觉，争取同情适度谈，学会留下小标记，拔腿就跑要果断，要教他们身上有一点狼气，而不是像一只小绵羊那样。
宁向东:建立全民协防的机制 让公民享有知情权
（《今日观察》评论员）
从历史上来看，凡是在社会转型期，在经济发展快速的时候，犯罪率通常都会有所增加，全世界的经验都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关键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所谓全民协防的一套机制，在这个机制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信息沟通的机制，让公民享有必要的知情权，加强公民的防范能力，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新手。
张鸿:在面对公共安全时 政府无权保持沉默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消息时，都会下意识地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叮嘱说晚上接孩子的时候要小心一些，我不在深圳的那个氛围里，都是这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圳孩子的家长。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家长都只有一个孩子，当他们面对这种可怕的传言，是无力和无助的。如果政府部门在这个时候缺位，并保持沉默的话，那家长们唯一可以依赖的都消失了，就会感到更加无力，这种无力会让恐慌感加大。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传言都会放大整个社会的恐慌，因此政府在面对公共安全时，无权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