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提问（马钉费尔德斯坦）:非常感谢。就像以前一样，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有兴趣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有两个评论，也有两个问题要问部长先生。首先是未来一年的政策。在去年的会议上，演讲人告诉我们说中国会坚持财政和信用刺激的政策路径。中国确实取得了成功，增长保持了强劲势头，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但现在中国也看到了通胀上升的迹象，工厂的出厂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增长5%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来控制或者减少通胀的压力。

王军:今年我们在这个论坛上来谈这个问题，比去年这个时间来谈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要轻松得多。因为不仅我们的室外是春光明媚，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逐渐地趋好。所以，我们的心情会轻松许多。

关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走向问题，我们的总理在3月14号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已经做了非常深刻的全面的阐述，我想谈一下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对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我用一个“好”，三个“不”来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叫极其复杂性。一个好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三个“不”，或者讲四个“不”。

第一个“不”是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是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主权债、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等等。第三个“不”，就是在国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的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第二个观点，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决策比作上山的话，把退出政策的决策比作下山的话，我想退出比刺激还要难一些。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我能不能用这么一种表述来阐述它的规律性。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8、9月份的钱塘江江潮哄然而来，悄然而去。它是一个渐进、温和的发展过程。另外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比如说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地来操作。

我还想强调一点，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取得成就或者叫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共同应对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或者是转向，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对国际间的协同，我是这样看的，要协同，协同很重要。这是一。第二，协同很艰难。尽管艰难，还是要积极地去协同。

第三，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当今世界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的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国家已经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怎么退出。第四，我觉得刺激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

第五，我相信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我们常用一个词叫软着陆。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993年以前的14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有三个特点。第一，有实无名，不叫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实施了财政政策。第二，两极运作。要么积极，要么紧缩。第三，变动频繁，14年至少有7次之多。

后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财政政策来讲，一共实施了4次，也有三个特点。第一，有实有名。第二，去缓去圆运动，或者叫去中运动，增加了中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向中性回归。第三，应对自如。这是31年来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所以，这个走向说明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娴熟地驾驭经济的走势。

所以，我坚信我们这次政策的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抉择，而且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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