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21年度打假工作沟通会上披露，2016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案件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仅为%。

郑俊芳用“雾霾”形容阿里巴巴与线下制假售假的战争，同时用“筛子”比喻制售假线索进入司法程序的艰难。

线下假货源源不断从小作坊、黑工厂中产出，像雾霾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阿里巴巴只能持续不断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但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执法和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巴巴筛查认定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但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更难，1184条线索中公安机关能够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刑事打击的筛子眼儿太粗了，犯罪分子大多漏下去了，缓刑的比例那么高，很多制假售假者根本就没受到有效惩罚。”郑俊芳有些无奈。

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是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的关键原因。阿里巴巴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截止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亿个假货产品页面，“这些假货未能登陆电商平台，但在线下实际存在着，假货源头不除，无论线上线下都深受其害。”

由于社会共治机制不足，假货源头就打不掉。制假售假店铺被阿里关闭，转眼就去其他电商平台开店，抽取被关店铺的数据分析显示，被阿里关店再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售假的，在2%左右。

郑俊芳说:“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比较，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过小。以美国为例，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而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

法学专家认为，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必须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