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公益”律师黎学宁近期针对某知名汽车租赁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向媒体接连公开发表言论，质疑汽车租赁行业的“代驾服务”与出租车行业构成竞争。对同一话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做出了与黎学宁律师完全相反的法律解读；并且，天津市道路交通协会、中国道路交通协会、其他各界人士就“代驾服务”这一话题也发表了与黎学宁律师截然不同的理解。笔者也试图就此事件做一些个人分析，看中国汽车租赁行业普遍开展的“代驾服务”是否真的对出租车行业造成冲击。

出租车公司自营代驾 自我冲击有违常理

经笔者调查了解发现，几家国内大型出租车企业均同时提供汽车租赁服务，官方网站上标明“可提供专业司机”、“代驾”、“带驾”等字眼，也就是黎学宁律师提到的“代驾服务”。例如:“首汽出租”又有“首汽租赁”、“大众出租”又有“大众租赁”、“强生出租”又有“强生租赁”、“巴士出租”又有“巴士租赁”。如果“代驾业务”和”出租车业务”是简单的竞争和替代关系，为什么这些企业要主动创立一项新型业务来冲击自己已有的出租车业务？

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大城市的很多出租车公司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均涉足投资汽车租赁行业，其网站上对外公开的服务类目里都有“代驾服务”。如果真像黎学宁律师所说，汽车租赁企业的“代驾服务”严重冲击出租车行业的业务，那么中国几家大型出租车公司同时开展汽车租赁以及“代驾服务”该如何理解？

严谨性是律师的执业操守之一，黎学宁律师在向诸多媒体公开发表“代驾服务”冲击出租车行业的言论之前是否已充分调研过整个行业现状，我们不得而知。但如若是经过缜密的调研后得出此番结论，我们不由要思考为什么出租车企业要自己开展汽车租赁业务，并且还公开开展“代驾服务”，这种做法岂不是有违商业常理？

代驾服务价格高 缘何舍弃出租选代驾

黎学宁律师表示，在多个城市租用了一嗨租车所提供的“代驾服务”。并举例表示同样路程“代驾服务”需要支付270多元，而出租车仅需80多元。那么为什么黎律师选择了价格更高的“代驾服务”，而不是出租车服务呢？是否两种服务满足了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而黎律师选择了更为舒适和方便，当然价格更高的服务呢？

经笔者多方了解，中国汽车租赁行业的“代驾服务”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满足亚运会期间外宾的需求，中国成立了第一家汽车租赁企业。在后续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代驾服务”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日常用车、社会大型活动、接待重要宾客、重要会议等方面。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务人群和个人用户也成为“代驾服务”的受益群体。通过租用相应等级的汽车选择专业的驾驶员来满足更个性化的用车出行需求。但由于行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代驾服务”更多服务于更为个性化或有着特殊用车需求的用户群体。

行业普遍服务形式 频频媒体攻势为哪般

“代驾服务”在中国已成为汽车租赁行业普遍的服务形式。众多知名出租车企业和汽车租赁企业均开展此项业务。例如，“首汽出租”又有“首汽租赁”、“大众出租”又有“大众租赁”、“强生出租”又有“强生租赁”、“巴士出租”又有“巴士租赁”、神州租车旗下的“北辰租赁”等均提供“代驾服务”。其中，首汽租赁等大型国有企业更是为国家重点活动例如每年的两会、奥运会等提供了规模化的专业“代驾服务”，难道那些“代驾服务”都是违法、违规？

回顾黎学宁事件的整个过程，黎在以消费者的名义使用某知名汽车租赁企业的服务后，不仅没有通过正常途径提出任何消费者权益受损的诉求，转而以“公益”律师的头衔在大型酒店邀请众多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后续频繁通过媒体发表攻击性言论。此举是否将成为所谓“公益”律师维权的创新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并且，黎律师在该事件中不断给出了前后不同的言论，从一开始的“违法”，到后来的“涉嫌违法”，再到近期的“违规”；从“国家法律法规很完善”，再到“希望早日出台相关法规，让企业无漏洞可钻，有法可依”。对于该名“公益”律师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性，以及黎学宁律师究竟是因为对汽车租赁行业的了解欠缺而对行业进行“错误解读”，还是背后有其他原因？我们实在有太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