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各地的“爱心冰柜”纷纷出现街头，冰柜里放满了免费的矿泉水、老冰棒、饮料等，给农民工、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冷饮。这些举动，让人们大大地点赞。然而平日里平等地对待和尊重，更加重要。对爱的承诺，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工作的尽职，对生活窘迫的回击……凡此种种，让人们在高温中顽强坚守。答案繁多，归根结底却只有一个——未来能够更好地生活。

    本报记者李海涛邓保群文/图

    近日，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烧烤”加“桑拿”模式。在这个“滂沱汗似铄，微靡风如汤”的酷暑，有这样一群人不得不顶着骄阳，接受高温长时间的“烤”验。他们是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在与生活的较量中，演绎着艰难、温情和收获的各种片段。同时，一座座城市也因为他们的辛勤的劳作，充分舒展出自身的包容、力量和希望。

    近日，记者走近在京务工人员，听他们讲在高温下坚守的故事。

    高温下的日常

    8月1日上午11：00左右，气温攀到35摄氏度，在东四环外一条沿河路的两侧无精打采地停了六十几辆车。看着远处一辆白色商务车即将启动离开，52岁的老陈一溜小跑赶了过去，拿计时单，收费，给发票，动作非常麻利。再重新返回他的“哨岗”——一辆废弃的面包车时，他橘黄色的工作服已经湿透。老陈名叫陈自彬，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鸡冠村，在北京务工已经16年了，早年以卖菜为生，后来经老乡介绍，做起了停车场管理员。

    面包车的铁皮已经发烫，里面像个小家，有床，有桌，有沙发，一个摆在桌上的电风扇在努力地摇着头，搅动着从车门不断涌进的热浪。老陈一边盯着桌上的电脑屏幕，一边说：“现在靠摄像头和电脑监控管理车辆，比以前省力多了。去年的一个夜里，停在这里的一辆沃尔沃车的车窗被砸了，赔了车主2000多块钱，在那之后我就自费装了摄像头。”老陈和妻子两个人负责这六十几个车位的管理，两个人每月收入加起来能有万把块钱。

    正午时分，街上的行人愈发稀少。下午两点钟，当47岁的王连会从126路公交车上下来时，顿时感到像被扔进了自己常用的蒸屉里。她赶快把阳伞撑起来，心里感觉凉快了一些。王连会是四川省江安县杨狮村人，两口子在北京打工也有近10年的时间了，她做小时工，上午在一家干活，下午到另一家，两家隔着几公里远，所以中午她要坐公交车赶路。王连会对现在的工作挺满意的，“每周工作五天，像上班似的，午饭和晚饭都在客户家吃，就是收拾房间做做饭，每个月能赚6000块。”

    稀少的行人中，匆匆而过的很多都是快递人员，他们的高温保障相对来说比较到位。“有高温补贴，防暑药品也都提前发了。”今年27岁的小黄来自河南许昌市城关镇，他是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派件员，“每个月基本都能拿到7000多元。最近两周天气热，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派件比平时多了20%。昨天取件140单左右，送件接近200单。”

    顶着高温工作，不但工资和平时一样，很多户外工作的农民工也并没有高温补贴。“当当当当……”随着电夯机的手柄在手里猛烈震动，许志峰的上肢和脸部肌肉也跟着有规律地抖动着。今年40岁的许志峰来自山东省德州市义渡口乡西许村，从事筑路工种20多年。“一天工作8个小时，出工一天能拿到240元，老板管吃管住，没啥防暑降温费，但有个鼓风机。”许志峰指着身后一个运行时发出挺大响声的降温设备说。这个鼓风机的出风口只有拳头大小，风力大，挺凉爽，但是降温范围比较小，作业时稍微偏离一点就陷入到灼热的“包围圈”。

    无怨无悔的付出

    老陈说在北京要吃很多辛苦，每天两口子替换着24小时看着车场，在面包车里，冬天的夜里裹着军大衣还冷得直打哆嗦，夏天热得能流几斤汗，还要承担车辆刮了蹭了被损坏的风险。除了辛苦外，有的时候还要承受车主不配合的委屈。

    不过老陈觉得他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附近小区、公司的车位不够，都要停在地上，还有临时停车的，都需要我来指挥调度。有的时候两个方向的车茬住了，都需要我来疏解。”

    城市里到处是钢筋水泥，大太阳一蒸，热得不得了，户外工种比较容易出现中暑症状。“我们习惯了，难受了，就停下来喝点水、抽根烟歇歇呗。”25岁的王士学轻描淡写地说道。和许志峰一样，王士学也是德州人。在筑路工里面，他算是年龄较小的，因为有电焊技术，每个月能拿到7000多元工钱。虽然是独生子，但他16岁就出来打工了，吃的苦一点都不少。

    在朝阳区八里庄北里一号院小区里一棵大树底下，经常可以看到码得整整齐齐的废纸盒，还有一堆堆踩扁了的空易拉罐、塑料瓶。黄师傅夫妇三年前从黑龙江省海伦市海南乡搬来北京与儿子儿媳一起生活。59岁的他在北京很难找到工作，于是和老伴一起收废品和打一些零工。

    黄师傅一大家子7口人在北京租了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5000多元，小孙女幼儿园学费每个月3000多元。在公司上班的儿子儿媳工资加起来不超过13000元。收废品1公斤挣三角钱左右，加上打零工的钱，老两口每个月只能挣三四千元。

    来北京之前，黄师傅在家具厂干过，后来又进了铁厂操作吊车。年轻时干活经常磕磕碰碰的，也不是很在意，导致半月板受损严重。为了生活，他仍然硬撑着劳动，半月板硬生生地磨没了。之后再去看医生，医生说新生了保护膜，走路不会像以前那么疼，可是如果再过于劳累，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一定要注意保养。

    “顾不了那么多啊，两个年轻人上面的四个老年人，都没有退休金。儿子儿媳在北京也很困难，我们不给他们分担一点，这个家支撑不下去。”废品积攒到一定量，黄师傅会拉着一个双轮板车装运，老伴跟在后面推着走。

    高温，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最新一代的农民工王士学说他们的住宿条件不错，有空调、太阳能热水器。老板晚上给他们备好啤酒、白酒，白天干了重活，喝几杯可以解乏，睡得香。王士学对现在的工作比较满意，他觉得干筑路工这一行比较自由，比在公司按点上班受拘束强。

    严格的时间管理和效率考核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典型特征，乡土社会相对悠闲散漫的生活风格，依然会决定性地影响农民工对于城市的时间概念和制度的认知，村庄自身的根，自身的历史，无论多么厚重的钢筋混凝土也不能完全隔断，更加不可能彻底地被现代都市的工作纪律所规制，很多时候，农民工并不想要打破自己原初生活的惯性，虽然事实上他们的家乡正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剧烈地变化着。

    可期待的未来

    未来是继续留在北京打工，还是回到家乡发展，每个进城务工者都有自己的掂量。

    停车管理员老陈两口子在附近平房租了个房间，每月房租一千多元，再加上吃饭水电等费用，每个月还能存下点钱。“最近房租又要涨价了，如果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就不如回老家干点啥划算了，村里变化挺大，路修得挺漂亮，村里的环境卫生也好多了。”停了两秒，老陈又说，“老家的地都流转出去了，能在北京干还是在北京干，干不了的时候就回家带孙子。”

    “在老家干这筑路工这一行，每个月只能挣三四千元，而且活还不多，有时候没活干。没活干那就没钱啊，行不通，行不通。”说完，王士学又点起了一根香烟，“我也想过回家创业，但是不大好弄，不知道搞啥项目。村里也没有啥产业，主要就是种植麦子和玉米。”已经有妻女的王士学表示，他可能要干这行干到50岁，年龄再大些体力不济，“当然，能够攒下一笔不少的钱的话，我40岁就回家乡，家人团聚才是最好的。”

    小时工王连会除了自己每个月能赚6000元外，丈夫在饭店当主厨，每个月收入有一万多元。“我们得好好干活挣钱，老家的地退耕还林了，守着地也赚不到什么钱，还要供孩子念书呢。”王连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在北京读了个继续教育的大学，现在就业了，儿子念高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用功读书，考到北京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家团聚了。”王连会一边擦着脸上豆大的汗珠，一边开心地说道。

    在都市中安身的大众，总是主动地或被动地对这个城市视而不见，相反，农民工酷似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所说的理想观众，他们在看戏，却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射于舞台。他们置身于城市中，但同它保持距离，并没有被它覆盖，然而又是他们，反倒深入了城市的肌理。

    近日，全国各地的“爱心冰柜”纷纷出现街头，冰柜里放满了免费的矿泉水、老冰棒、饮料等，给农民工、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冷饮。这些举动，让人们大大地点赞。然而平日里平等地对待和尊重，更加重要。对爱的承诺，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工作的尽职，对生活窘迫的回击……凡此种种，让人们在高温中顽强坚守。答案繁多，归根结底却只有一个——未来能够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