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从“半月塘”到“同心塘”，从“后进”村到“后劲”村，从村民“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发生在大冶农村的一系列可喜变化，得益于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创新实践。面对当地农村出现的“五化”难题，大冶通过实施“党建引领·活力村庄”工程，组织群众成立村庄理事会参与村庄治理，调整优化村级党组织设置，有效改善了乡村治理涣散的局面，唤醒了乡村的生机与活力。大冶勇于尝试，积极破题，迈出了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坚实一步，其精神值得称赞，其经验值得学习。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也遭遇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产业“空心化”、农户“空巢化”、人口“老龄化”、基层组织“弱化”……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我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

　　新时代，要保持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我们不断适应新形势，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逐步达到乡村善治的理想格局。审视大冶乡村治理实践，最根本的经验在于实现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融合，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发动群众参与为重要方针，以农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以公开透明为重大原则，构建了以“村委会-村庄理事会-农户”为三级自治架构的乡村治理体系，既疏通了基层党组织的毛细血管，又净化了村民自治空间。大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将“散成一盘沙”的农村有效组织起来，调动起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乡村善治的活力将充分释放。

　　新时代中国乡村，呼唤更多的“大冶创新”。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创新，走乡村善治之路，既要着眼于全局，做好顶层设计，也要鼓励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探索创新。如此，我们才能不断结出乡村治理新硕果，洞开乡村治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