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远

　　无论是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因为这些孩子家庭贫困、无人照料等问题，就默认他们接受这样的“还算不坏”的安排；或是出于应对舆论的考量，简单地以“完成义务教育”之名将其强制带回老家，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有担当和负责任的表现。

　　不久前，一条“格斗孤儿”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两名来自凉山的14岁少年在铁笼中厮打的画面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于少年所在格斗俱乐部收养是否合法、是否教唆未成年人进行商业比赛牟利等方面的质疑四起。随后，成都市警方对俱乐部进行调查；日前凉山州教育部门以“接受义务教育”为由，将孩子们送返回县里。

　　正当人们为“解救”而欢呼时，送返现场孩子们流泪不舍的画面又将舆论迅速推到了另一个极端：送返回乡是否以爱为名将孩子们送回了贫困的生活，剥夺了他们追求梦想的权利？

　　直到今天，与解救“格斗孤儿”相关的两种声音“楚河汉界”依然清晰：支持者说，把凉山贫困儿童的出路寄托于格斗，既对孩子身心成长不利，又脱离了实际；质疑者则反问，在一厢情愿的“高尚”送返后，孩子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姑且不去讨论俱乐部收养这些孩子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利用他们进行商业比赛以牟取暴利，因为那还需要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单就孩子们参加俱乐部这一事情本身而言，格斗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运动员的培养从娃娃抓起，格斗技能的提高从实战训起，都是一个普遍现象。换个角度看，格斗等体育运动也的确可能成为一小部分贫困儿童冲破社会阶层藩篱的路径。正如俱乐部球探挖掘一些有天分的孩子进行培养，当他们长大后有机会成为收入可观的足球明星一样。

　　当然，未成年人在选择任何一项运动生涯时，都必须得到本人和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存在强迫和暴力现象，就是违法行为，是必须予以制止的。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俱乐部存在强迫和暴力的证据。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少年们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入了这个集体，并将自己的梦想寄托给了格斗事业，这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凉山州教育部门的送返行为简单地给予否定，更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应该旁观、默认甚至接受“格斗俱乐部”这一现象存在。因为俱乐部的确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们能够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在孩童时代，无论是接受了何种职业性教育，都不可以牺牲义务教育为代价，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关乎一个人的智力和价值观的成长。

　　事实上，无论支持者和质疑者如何争论，贫困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从根本上而言，俱乐部最初吸引这群孩子的，恐怕也是良好的生活待遇。“这边的（饭）好吃多了，有牛肉、鸡蛋，在老家的时候只有洋芋。”因此，在大众看来所谓孩子们的主动要求，其实也是贫困生活中无奈的被动选择罢了。因此，无论是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因为这些孩子家庭贫困、无人照料等问题，就默认他们接受这样的“还算不坏”的安排；或是出于应对舆论的考量，简单地以“完成义务教育”之名将其强制带回老家，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有担当和负责任的表现。我想，对于“格斗孤儿”事件，与其过多侧重于非此即彼的批评，不如冷静下来进行反思。

　　首先，作为公众，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于个人成长路径的合法选择。我们不应该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他人选择作出过度的评价，更不能以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对少数人合理合法的价值取向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些宽容体谅，才能为每个人的成长多提供一些积极向上的能量。

　　其次，作为政府，应当对诸如涉事俱乐部此类的未成年人特殊成长场所进行规范监管和配套服务，切不能“一刀切”地否定。尤其在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的当下，政府无论从财力还是精力上，对于贫困儿童的成长“大包大揽”并不现实。给俱乐部的“慈善”行为留一个窗口，或许对于激发贫困地区未成年人积极成长和排解贫困造成的潜在社会矛盾是一剂良药。在对招生、训练甚至收养合法性进行监管的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体育、艺术等职业特长学生义务教育的配套，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再者，政府还应进一步解决贫困地区未成年人的教育和职业出路问题。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投入，强化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保障学生营养餐的供给。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未来谋生的能力。

　　回到事件本身，对于被送返的这些凉山少年，千万不能一返了之。政府、学校和监护人应同孩子们及时沟通，甚至可以采取建档跟踪的方式，加强心理疏导。对于确实怀有格斗梦想的孩子，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想方设法在完整进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为他们开展技能训练创造条件。

　　人生不应只有两难选择，无论这群被送返的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活，惟愿他们的心里不要泛起“生活刚刚见到一点曙光，希望又再一次破灭”的苦楚，取而代之的是冉冉升起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