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鲁威

　　2月17日，内蒙古农民王力军的玉米收购案在10个月之后被改判无罪。这个改判发出了怎样的信号？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是一个“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例。

　　我国粮食生产从2004年开始实现了12连增，而东北玉米从2007年开始进入高速增产阶段。粮食多了，流通能力建设滞后，农民长期卖粮难，王力军就开始搞粮食收购。但国家粮食局2004年有个“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年经营粮食5万吨以上需要办理粮食收购资格。王力军哪懂这。临河区法院2016年4月15日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退缴非法获利6千元。此案一出，引发社会舆论哗然。网络舆情使最高人民法院进入监督程序，经过反复论证，2016年12月指定巴彦淖尔市法院再审，王力军被改判无罪。

　　改判说明了什么？说明“全面依法治国”在行动。一是基层司法在加强执法，二是最高法院在加强监管。这个案子判错了，属于“有错必纠”。但是，我们要问，当初为什么判错了？因为判案的证据没问题，但依据有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案后有一条清晰的纠错线索：国家粮食局2016年9月修订了2004年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并于11月在国家粮食局官网公布。新规说，农民等经纪主体在收购粮食时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这表明国家粮食局也属于“有错必纠”。到12月最高法实行指定再审，形成了一个“纠错链”，使得纠错顺利推进。但是，纠错只是对王力军有意义吗？

　　如果仅对一个人有意义，那这个案子确实意义不大。王力军对此很是忐忑。他反复对媒体说，“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对我一个普普通通农民这么一个小案子关注，给我一个让我想不到的结果。我曾怀疑法律是对农民公正还是对有权有势的人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厅长滕伟在接收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这个案子不大，是轻型案件。但改判的意义是要统一司法标准，保护人权，并从司法方面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滕伟点到了关键所在。能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案子，那绝不是小案。因为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去一直是依靠行政推动，如今走到司法推动，这是一次革命。

　　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系担负着为国家储备粮食，保障供给安全的重任。但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和粮食市场需求的变化，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进入2000年代，一些国储粮库被发现有账库不符套取财政补贴的现象；10多年前，主产区小麦收购一度出现严重的压级压价情况；这些年，东北玉米一直是严重卖难，收储与地方矛盾重重。在整个过程中，主要是靠媒体监督、领导批示推动改革，而我们看到的“改革”多是应付之作。比如改眼睛定级为仪器定级，甚至改后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信息发布使得社会无从知情。这样的氛围下，最终导致河南、吉林粮食储备系统腐败大案暴露。而腐败分子之所以能生长在粮食大省，正说明还是体制机制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主持人有这样一句话：错判案错在“固化本身就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这也就是王力军所疑惑的“有权有势的人”。几十年来，农业部门左冲右突，实现了12连增，而今遇到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说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已经从生产领域进入到需要“供给侧”方方面面同步改革的阶段。包括财政、金融、收储、加工、流通等要形成政策和制度的“改革链”。只有实现全面和谐发展，粮食领域相关各个方面才有“部门利益”可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要求“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但愿部门在落实深化收储制度改革中有新措施，而不是应付之作。

　　感谢网民监督，感谢依法治国。我们更得感谢有王力军这样的农民，他们急农民之所急，帮农民之所需。在明知道被错判的情况下，依然忍辱负重，并不上诉。他们“以身试法”，试出了法规的滞后，也试出了改革的滞后。其实，我们不怕你滞后，怕的是你不动心。对国家粮食安全不动心，对农民增产增收不动心，对全面深化改革不动心。你的天职是守着粮库，但更是守着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不是一个仓库群，而是一个科学高效的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粮食收储体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能够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并追求高品质生产的保障机制。

　　我们希望王力军案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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