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凤云

　　放开异地高考，不再以户籍而是居住工作地点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依据显然更加符合城镇化发展定位，属于顺势而为。对于流入地人口素质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也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

　　教育公平是个永恒的话题。对此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体现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上，还体现在有关高考的区域和城乡差异上。对于后者，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的加速和情况的复杂，随迁子女是否可在流入地高考已然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并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近日，随着浙江省宣布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报名参加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考，在学历、身体等方面的要求与浙江省户籍考生一样，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一地有了更加实质性的突破。

　　异地高考之所以受到如此大范围关注，在于教育资源约束背景下,这是一条纵向社会流动的有效通道，不单对考生个人的发展甚至对整个家庭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实当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就是靠着一两个孩子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而改变了家族命运。说到底，这不仅是教育权利和教育公平的问题，更是人的发展和出路问题。

　　异地高考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本上还是教育资源不均衡条件下，户籍制度分割了城乡、区域之间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此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虽然携家带口在另外一个省份或者城市打拼，孩子也多年在那里上学，却不得不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尴尬局面。而这也是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浙江放开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最直接的结果是，外来人口能够与当地人一样拥有享受同等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再仅仅因为户籍的原因区别对待。这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对于留守儿童等等问题的解决也显然是个利好消息。

　　当然，任何政策的提出都是社会背景的反衬。在当下时代背景下，浙江放开异地高考还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就已显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区域间人口流动的频繁，历经三十多年，如今人口流动速度、频率以及地域范围已不可同日而语。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是人的发展需求、社会运转轨迹也在发生变化。以流动人口中占比巨大的农民工为例，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想从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以便供养留在农村的家人或者有朝一日回乡后过上较好的生活；二代农民工更多的是想在城市扎根生活，对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就有着更高的诉求。流动人口对家庭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在逐步提升，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十二五”时期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持续快速提高，中国的“家庭流动时代”已经到来。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将家人带在身边，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孩子带在身边才是安全的，也才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并获得成长。这些都对人口流入地的基础教育和就地高考提出了更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