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对于童工问题必须在更高的视野中，从根源处入手求解

　　近日，江苏“常熟童工”的视频引发强烈关注。对此，舆论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雇佣童工绝对不能被文明社会所容忍，这完全是老板无良与监管缺位的结果，必须把这些孩子解救出来，送回父母身边；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不能简单站在道德高地谴责，把他们撵回家生活更苦，“送回去肯定还要出来”“出来打工起码有肉吃”。

　　前者批评后者是盲目妥协，后者指责前者是情怀泛滥，观点虽然不同，但爱憎都是分明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归结到一点：到底怎么做，才是对这些可怜孩子的真正救助？停留在道德谴责与法律处罚，自然远远不够。不解决根源问题，摁下葫芦还会起来瓢，童工现象难免会反复出现。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治标又治本呢？

　　童工现象背后的东西，远比我们看到的要深刻和复杂。近30年来，中国出台了很多保护少年儿童权益的法律，“童工非法”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到发达地区去谋一碗饭”，在很多贫寒子弟眼里，就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努力，少上点学早打点工，被认为是“懂事”“顾家”的选择。在对廉价童工的地下需求面前，众多留守儿童、失学儿童不自主地成了“供给”。据常熟市官方透露，当地5年内因违法使用童工被查处的案件超过100起，涉事企业违法使用童工超过200人次。这样的现象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恐非独有。除了出现一起查处一起外，把孩子送回家后，谁给饭吃、谁给学上，都是需要下力气解决的问题。

　　孤立谈论非法童工问题，就如同一棵大树枝叶枯黄，揪着哪根枝叶都难寻病根，必须在更高的视野中，从根源处入手求解。比如当下正在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就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通过系统性协同，实施基础性救济、制度性保障、结构性安排，才是对这个群体的有力救助。

　　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消除绝对贫困，步伐需要再快一些；地方财政优先保障教育投入，需要更多的动力与监督，贫困地区甚至不能仅满足于GDP4%的底线目标；九年义务教育，光有学校还不行，提升乡村教育水平，才能释放出更多的希望；职业技术教育不能走过场，需要更普惠化、大众化，水平再高一些，教学再“有用”一些，让家长们感受到上学的“好处”；社会救助系统理应做好兜底性的教育服务，调动更多社会慈善力量参与进来；消除童工界定的模糊地带，对于保姆、家政、学徒、演艺等领域有清楚的界定……这些工作看起来很庞杂，却是中国社会发展绕不过去的命题，也是各级政府应该做好的分内工作。

　　中国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矛盾是可以轻轻松松就解决的了，只有勇敢地直面像童工这样冲击社会底线的问题，才可能一步一步逼近最佳答案。我们没有理由面对个体童工怜悯泪流，面对一个庞大群体却冷淡了、麻木了。多方努力才能汇聚成合力。现在需要的，就是体制性同情，结构性救助，协同性作战。每个部门都把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做好，才能将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汇聚成同心改变命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