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彩丽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没有“月嫂”这个词儿。人们管她叫“带小孩儿的”。她下了火车，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老家在安徽的闵小红，16岁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了。她记得特别清楚，从村里走路到镇上，再坐长途车到省城合肥，合肥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硬座票价才19.2元，到北京开了18个小时。

　　还有一个姑娘，从老家山村出来，一路惶恐，“生怕坏人把自己卖了”。她要先坐船再坐车来北京，半路上，一只拖鞋掉到水里去了。这个姑娘就穿着一只拖鞋，来到了北京。

　　她们有的刚刚离婚，有的正在失业，有的是为了长些见识，有的正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有的住在人家的楼道里，有的就在大街上蹲着。她们被称为“流动人口”或“小阿姨”“小保姆”，在北京漂着。

　　一晃20多年过去。如今，北京的繁华区从三环扩张到五环，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了一平方米几万元，北京市家政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已经超过40万。

　　一群打工妹成立了打工妹之家，2011年，又成立了地丁花话剧社。“家政工就像地丁花那样普通，但春天来临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地上那些不知名却温暖人的小花。”话剧社的创办人成梅说。

　　在台上，她们把自己的故事攒成了剧本，自己演自己。

　　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正在排的这出戏叫《打工五则》，是地丁花剧社近两年来的主打剧目。剧本是大伙儿在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攒”出来的。起初，台词里的名字是谁，那段故事就是谁的真实经历。

　　后来，随着剧团成员的更迭，扮演者几乎全部更换。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角色，还是由自己扮演自己。

　　其中就包括了贾慧凤。

　　“我叫贾慧凤，家在山西临汾。1992年冬天，我在老家开了个服装店，专门卖童装，干了几年攒了些钱，我跟老公都辞了职，拿出所有的积蓄开了个饭店，可运气不好，干了6年，倒闭了，还欠了债，我就来北京打工，从头再来。”这是她的台词。

　　贾慧凤自诩是个“直肠子”“一根筋”。在老家开店的时候，一件儿童牛仔服的进价是19.5元，她添了10元钱的利润，卖29.5元。有顾客给30元，说不用找了，她不干，非得给人家找那5角；有顾客给了29元，她也不干，非让人家再添5角，“就这么死性”。

　　来北京打工那年，贾慧凤已47岁，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生活像是被重新洗了一次牌，为的是“听说每个月能有800多元”的收入。

　　她脸上常挂着笑容，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对生活中的种种波折，也只有一句话：“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这么过呗。”

　　她遇见过一个雇主，是个83岁的老太太，长期独居，记性也不大好。从贾慧凤进门儿第一天开始，老太太防她就像防小偷似的。

　　老太太爱吃芝麻烧饼，有一回，冰箱里还剩下两个烧饼，半夜老太太觉得饿了，就拿了个烧饼出来吃掉了，第二天吃饭点儿到了，老太太一看冰箱里，怎么只剩下一个烧饼了呢，老人家已经把自己吃烧饼的事儿给忘了。

　　“她也没直说是我偷吃了，但话里话外的就是那个意思。”贾慧凤没办法，只好一点一点引导着老太太回忆，“我就问她，您昨晚是不是坐在沙发上了呀？您嘴里当时是不是嚼着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就是芝麻烧饼呀？对喽，可不就是您吃了吗？”

　　老人总算想起来了，却又爱面子，眨巴着眼睛，就假装没这事儿了，也不提道歉，也不说要吃芝麻烧饼了。

　　贾慧凤有点儿无奈，但谁让人家是老人呢，谁让人家记性不好呢。

　　同样来自山西的苗彩丽，加入剧社已经有一年半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活泼”。

　　“我们大伙儿就是在一块儿玩呢。”苗彩丽说。

　　来自山西潞城市店上镇宋村的苗彩丽，高中学历，自称是个“山里妹子”。1998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她才28岁，要独自抚养留在老家上幼儿园的女儿。

　　“真的是谁也不认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一下火车，苗彩丽就有点懵，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她兜里最瘪的时候只揣着几元钱，连地下室4平方米的“麻雀房”都租不起，晚上就睡在医院或公园的长椅上，有时睁眼就能数星星。

　　“每顿饭都是就着西北风啃馒头。”她呵呵笑着，“咸菜都没有，买不起。”

　　苗彩丽形容着北京这座城市，庞大，繁华，充满机遇，却让她茫然无措。但她咬着牙，想尽办法也要留下。

　　诚然，回到老家，或者去太原打工，她的生存压力会更小一点，离女儿也更近一点。但留在北京，她可以赚更多的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奶粉、上学，都要花钱。”她轻声说，“我来北京那会儿，我女儿才5岁，也哭，但她很乖的，知道妈妈不容易。”

　　后来女儿大一点了，每年暑假都会被她接到北京来。女儿“太懂事了”，会帮着她一起给雇主家看小孩，从来没给她添过乱。女儿现在在南京读书，苗彩丽一提起她来，眼底都像是在闪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