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地“变现”记

　　——进城农民“退地”观察(上)

　　编者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土地财产权益。随着城镇化加快，一些已在城镇站稳脚跟的进城农民，希望“变现”其留在农村的“两块地”，尝试各种农地有偿退出的办法。当前，不少来自基层的退地尝试，在保障农民利益前提下，找到盘活农地资源、实现城乡市场要素高效配置的路径，助推农民市民化进程。

　　退地是现实需求，也是理性选择

　　作为全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不少农民在城镇已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享受到城镇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同时他们在农村仍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等土地权益。对一些进城农民来说，人地长期分离，一方面使农地资源难以有效盘活，加剧承包地撂荒或宅基地闲置，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农地作为进城农民重要财产权益，价值无法“变现”。

　　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重庆梁平县全县承包地面积近百万亩，农民约有72万人，其中超过4成常年外出。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放弃了农业生产，不少农民确实有退出土地的意愿。为此，重庆梁平县从2014年开始进城农民整户退地试点。今年5月初，梁平县川西村9社7户农民，向社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整户退出承包地，面积超过26亩，退地农民每亩地将获得1.4万元补偿。

　　土地有偿退出，来自于农民现实理性的选择。半月谈记者在川西村了解到，这7户退地农民进城多年，有着稳定的职业和居所。45岁农民王元伟在外打工已20多年，在建筑工地干木工，月收入有1万多元，加上妻子经营餐馆，一家人日子过得还算富足。王元伟说，自己既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家里近7亩承包地，以前免费送给亲戚种，2014年又以每亩约700元的价格流转给大户种莲藕和水稻。“流转当年，大户按时足额交了租金，但第二年莲藕价格暴跌，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租金没付。”

　　谈到为何愿意退地，王元伟说：“土地流转有风险，与其一年一收租金，不如直接退地获得一次性补偿更划算。带着近10万元补偿金，一家人就算完全‘洗脚进城’了。”

　　在川西村，农民冯辉禄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东奔西跑各地打工，几十年都没摸过锄头下过地，也从没依靠土地生活。如今全家人已从村里搬出，把家安在了福建厦门。冯辉禄这次回村，就是专门处理退地的事。“自己拿到退地补偿后就要回厦门了，彻底和土地‘脱钩’了。以后可能就只能一年回来一次走走亲戚了。”

　　重庆市巴南区也在做类似的退地尝试。最近，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有7户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等农村权益退还社集体经济组织，在获得相应退地补偿的同时，也自愿注销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转户进城。同时，在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农业公司与社集体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对这7户农民退出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发展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