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

　　专长性较强的职业教育、技术人才教育，一直处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阶段。按说，职业技术学校数量不少，但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质量，以至于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这几天，陕西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20名职业农民大学生的消息，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与高度肯定。被录取的陕西省首批20名职业农民大学生，有的已经50多岁了，他们将在今年9月走进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接受为期3年的全日制系统学习，实现知识的升级换代。（《中国青年报》6月20日）

　　这事儿当然有进步意义，普通农民能够申请考核上大学，毕竟是个新鲜事；但在一片赞誉之外，也有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本是一所普通的职业技术学院，技工类、农业类、专长类的人才培养，本就是这类学院该干的事。吸收工人、农民进行培训教育，属于其分内工作。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高等院校，什么时候能够“正常”地输出农民、工人更值得关注。

　　大学扩招之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大批通过大学通识教育的“高材生”出现了，但专长性较强的职业教育、技术人才教育，一直处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阶段。按说，职业技术学校数量不少，但不论是管理水平还是质量，以至于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在市场层面，在上世纪90年代纠正“脑体倒挂”以后，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下社会对于脑力劳动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优厚回报，但在更接近“体力劳动”的群体上，比如技术工人、技术农民、制造业职工等等，回报率一直不高，造成了很多活没人愿意干的情况。大学毕业生宁可躲在写字楼里无所事事，也不愿意从事“出力流汗”的工作。即便在农业类大学，出来后真正“学有所用”扑向农村广阔天地的毕业生也并不多。本科教育和大专、职业技术教育，都显示出一种浮在水面的“精英化思维”，不接市场，不接地气。

　　上星期，我与一位移居澳大利亚多年的朋友聊天，问及回国后的最强感受，其中之一就是脑体差别问题：在澳洲，技术类工人、职业性农民需要资质，受到重视。水管工、玻璃工、修车工，普遍收入要比写字楼里的白领高一些；而在国内看到的则完全相反，很多工作出力一点不少，流汗也非常多，收入却很微薄，也不被看得起。

　　通揽这三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到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是没有，但是还不够充分。比如，城市里家政工、月嫂等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某些大城市因为生活成本高不得不提高保洁工、保安的待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也不时会有类似大学生回村从事养殖业的消息。但是很明显，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蓝领阶层普遍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

　　职业技术类学院走出农民大学生，为什么就那么难？当各行业都回归到价值被充分体现、专业被充分尊重的位置，“农民进大学”就是一件更正常的事；而“大学出农民”“大学出技工”，也会成为理所当然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