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 元

　　近日深圳民警不规范执法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警民关系的一些思考，但也混杂着对法律的曲解与误读，尤其是不应将“民警执法是否规范”与“民众是否应当配合民警执法”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

　　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在“法无授权不可为”已成为法治常识的今天，民警的执法权力必须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具体到民警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执法行为，我国的身份证法列举了民警可以依法对公民查验身份证的五种情形。这一方面意味着民警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公民的自由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意味着一旦这种限制逾越了法律边界，则构成了对法治秩序的破坏。

　　可一旦面临不规范执法行为时，公民应该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除了法律规定可以拒绝的情形外，公民应先配合执法，再依法维权。如果因为个别民警执法不规范就质疑所有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则会将法治秩序引向另一危险的境地。

　　在法治社会，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公民和组织便不得否认其效力。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质疑行政行为，甚至抗拒行政执法，那么行政主体不但要在空转中失去效率，更会导致行政权威的消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当然，公民配合执法并不意味着其在执法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出于对秩序的维护，公民固然需要首先履行其配合执法的义务。不过在公民守法的背后，还站着由舆论监督、督察监督、行政监督等环节构建的完善的监督体系。如果据此公民权利仍难得到充分的保护，最后还有司法救济兜底。这就是法治秩序得以运转的逻辑。或许还有人对这样的逻辑感到陌生，但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这样的程序意识终将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