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清江

　　前不久,一则“最心酸儿童节礼物——母亲偷鸡腿给生病的女儿”的新闻,让36岁的山东人刘燕成为焦点人物。报道发出后两小时内,来自各地的爱心捐款超过30万元。一天后,刘燕患有肾病综合征的女儿大丽(化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求求你们把我们的事向媒体报道。”同在这家医院的内科 52病区,王玉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记者。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母亲和刘燕一样,有两位患严重肾病的女儿。(6月13日澎湃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偷鸡腿救女”者得到救助是依靠公益的力量,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对求助者辛酸与无奈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与同情,触动人们最柔软的心理,从而引发社会捐赠。

　　不可否认,同情的确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如果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煸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从制度完善上讲,救助“偷鸡腿母亲”的患病女儿,更应该寄托在“大病医保”等制度上。而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公益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 也应该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这些人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这就需要公益慈善呈现出组织化、社会化,成为帮助政府保障政策兜底的补充,让爱心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只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直接赠予。

　　民间救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检验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标志。民间救助越依赖媒体,证明公益慈善的组织化、社会化水平越低。近些年的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多有策划的痕迹。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等,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此次的“偷鸡腿救女”事件,在传播上也有剑走偏锋的嫌疑。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与刘燕“同病相怜”的“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仅仅筹到2万元。两者的对比,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而且会让社会心态异化。比如“偷鸡腿救女”让当事人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个小偷吗?”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此如何防范他人心理失衡去效仿?求助的权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方面完善“大病医保”等制度,一方面构建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通过政策引导、税费优惠等,加快社会公益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促进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的升级。不断完善慈善法治体系,提高公益慈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社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做大慈善的蛋糕,让更多人在公益慈善的框架内得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