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规则呵护内容生产

——构筑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

　　本报评论部

　　3月28日至30日，我们刊发了三篇“坚守融合时代的媒体信仰”系列评论，探讨媒体融合发展应该如何把握“变”中的“不变”，分享而不忘尊重原创，创新而不失思想内核，竞争而不丢理性定力。

　　其实，面对时代场景转换的，不仅是媒体，也有媒体的服务者、管理者。如何完善版权规则，给“复制+粘贴”套上笼头？如何更新管理理念，让“新技术+媒体”有章可循？如何升级服务水平，让“互联网+创作”有序生长？要提升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能力”，就必须回答好这些问题。

　　今天起，本版再次就媒体融合发展推出系列评论，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如何以更合理的规则、更完善的技术，推动媒体不断发展。

——编 者

　　困难永远都不是不作为的理由。行政和司法部门不能总是处于“补课”“救火”的状态，而应该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定的预见性，不断创新和完善规则、提高监管效率，让知识产权制度适应新的时代场景

　　100多年前，大作家狄更斯在访美时遇到一件很恼火的事，自己的著作被美国的盗版书商卖得到处都是。不仅如此，一些美国媒体还批评他“抠门”：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这样的事，在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常识的今天看来，已是笑谈，但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媒体融合的加速，“狄更斯的烦恼”却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形式困扰着今天的创作者。

　　这样的困扰，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与相应版权法规制定滞后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直到 2001年，我国才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第一次以法律方式确立“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民事权利。而这次修订并不彻底，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留下了一个“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尾巴。直到2006年7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才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方式。又过了7年，国务院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修改，加大了版权保护力度。而此时，互联网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拓荒者开辟了原野，治安官却姗姗来迟。这就在飞速向前的网络列车上留下了不法者钻空子的巨大空间。比如，一些微信公号把别人的原创文章稍加改造，就规避了“原创保护”的设置；把纸媒的作品进行二次加工，音频化或者视频化，就躲开了“抄袭”的指责。广告铺天盖地的内容聚合类新媒体，到底是“新闻的搬运工” 还是“媒体的行窃者”？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扫地时的灰尘“旋扫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