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乡土社会的精英群体逐渐外流，乡贤文化的缺失，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后遗症”。

　　“乡贤治理”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社会联结的桥梁，作为社会运行的一种黏合剂和润滑剂，乡贤曾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上发挥过积极的正功能。在今天，大力弘扬“新乡贤文化”，让那些“不在场”的乡贤回归乡村，需要在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健全乡村老百姓的利益表达机制，促进乡土社会的有机团结，让乡村社会更具生机和活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也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乡贤犹如一个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起到消弭社会分歧、为利益博弈提供缓冲地带的作用。而在公路桥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涉及村民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上，有智慧、有能力、有威望的乡贤，可以凝聚乡村的社会力量，从而避免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搭便车困境”。

　　让“新乡贤主义”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良性运行，既需要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也需要明晰乡贤的权责边界，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让“新乡贤主义”与时俱进，既促进乡村建设，又避免乡贤给乡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的乡土世界，才会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