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郭森

　　这些“注意规定”所及，更多“点”的是处罚性法规的“将”。它所描述的更多是留守儿童所面临最紧迫的威胁、“最坏”的情况。 

　　去年震惊国人的“毕节4童服毒自杀事件”至今令人遗憾。相比于跟随务工父母来到城市、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下生活环境逐渐改善的同龄人，留守农村的孩子们处在更为交错复杂的身心困境之中。因此，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当下的迫切问题。

　　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文称《意见》），这是政策层面上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回应。虽然《意见》是政策而非正式法源，但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社会治理实效。从法律视角看，该《意见》亦是对保护留守儿童的法律法规的整合，其作用犹如法律中的“注意规定”，即在法律已作规定的前提下，提示注意、以免忽略。例如，《意见》指出要“强化监护干预机制”，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遗弃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受委托监护人，公安机关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必要时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与此同时，《意见》中“父母要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的要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在文本和精神上完全相合，同时又在法律未尽规定的情况下，结合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困境，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这样的规定精细、明确，显然更具操作性。

　　然而，这些“注意规定”所及，更多“点”的是处罚性法规的“将”。它所描述的更多是留守儿童所面临最紧迫的威胁、“最坏”的情况。可见，当前法律对留守儿童，提供的主要是原则性、底线性保障，更重要的关爱和帮助还要靠教育和行政的力量。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援助制度正对关爱留守儿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表示，要“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