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提出——

　　农民组织化是乡村建设出路

　　本报记者操戈邓卫哲

　　乡村建设事关我国亿万农民切身利益，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在3月22日举行的博鳌亚洲“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推进乡村建设的前提是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出路在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温铁军坦言，“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人。我国亿万农民分散在300万个自然村，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这些分散小有产者的主体性；不组织，完全分散，是不可能有主体性的。”

　　“乡村建设需要钱。如何才能让农民有钱，这就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长期研究民营经济的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说，发展现代农业要先做好三件事：一是充分赋权，让农民和土地结合更紧密；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要补上，包括路、水、电和网络；三是加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以提高农业适度规模化。

　　保育钧称，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光靠农民不行，有些方面还要靠工商资本下去带动，但单个农民主体性不够，分散的农户无法跟各种资本对接，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发展、三产融合的前提和出路。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乡村城市化就是最好的乡村建设方法。拉美和非洲出现大量城市贫民窟的惨痛教训证明，用城市建设模式建设乡村的理念不可取。他同时提出，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农业现代化也不可取。如果不是通过农民的自主积极性创造，单纯把农民一改了之，让企业去圈地，是经营不下去的。

　　温铁军说，谈乡村建设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常识，亚洲相对于西方而言，属原住民大陆，未被殖民化过，农民从没有被大规模减少过。这也就是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出现大规模农场，只能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