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霖 　　

　　核心提示

　　“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我的一个远房阿姨小兰近年承包了近100亩土地，成了一个种粮大户。大年初三去姥姥家拜年，我和小兰阿姨拉拉家常，问了下她种粮的情况。

　　小兰阿姨今年35岁，嫁到我家邻近的程寨村。她的爱人没上过学，夫妇俩有一个11岁的儿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婆婆年迈，脑子也有点不正常，无法独自在家带孙子、种田。小兰阿姨的父亲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但娘家哥哥养家压力大，无力照顾老父亲。

　　上有老，下有小，城市进不去，村里走不开。

　　一个种粮大户的故事

　　小兰阿姨自家有10亩地，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约为1000～1500元，仅靠种地根本无法养家。随着越来越多村民全家外出务工，小兰阿姨这两年有机会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这两年，小兰阿姨家以450元/亩的土地租金流转了70多亩地，加上自家的10亩地，总共种植了80多亩地。扣除土地租金和农资成本，一亩地一年两季的净收入为七八百元，80多亩地一年就能收入五六万元。由于土地较多，小兰阿姨家陆续添置了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除了自家使用外，还能为周边村的农民提供机械服务，一年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在农闲时间，小兰阿姨的爱人还在当地建筑市场做小工，一年也有万把元的收入。这样算下来，小兰阿姨家里一年总共有七八万元的收入，和夫妻两人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相差不大。

　　既然一亩地能赚七八百元，为什么不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呢？是夫妻两个劳动力种不过来，还是种了不划算？小兰阿姨说：“包不到地了，无地可种。”

　　按照小兰阿姨的设想，要是夫妻俩能流转200亩土地，做个职业农民，一年收入十几万元，那就相当可观了。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耕、播、收等环节早已实现全程机械化，因此现在的农业耕种不再是一件重体力活，投入的劳动时间也不多。夫妻两个人种植200亩土地不成问题，只需要在小麦和玉米收割环节雇几个工人就能搞定，其余环节不需要雇工。

　　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是450元/亩，以这个价格无法再流转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农民放弃耕种土地。目前的价格是在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之间形成的一种市场均衡价格，背后隐藏的是城乡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权衡。

　　前几年春节回家，村里还没有种粮大户，不是农民不想种更多的地，而是预期土地租金过高，只有土地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流转。对于小农家庭而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比较少，家庭生计只能依赖于优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配置。那么多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宁愿自己耕种，是因为土地上微薄的农业收入对小农家庭而言依然很重要，绝大部分农户对土地的依存度还是很高。

　　乡村空心化和农村分利群体的减少

　　那些放弃耕种土地选择暂时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家庭，往往是农民中的“强者”。他们在城市拥有更好的获利机会，所以才会放弃耕种土地。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均分的体制，所以小农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对均衡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之间开始产生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甚至会超过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产生了“强者”和“弱者”之分，强弱主要依据对土地的依存度而划分—— 对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农民中的强者。

　　“强者农民”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或能力在城市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对土地的依赖度就比较弱。那些因为年龄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农民，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利而无法实现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只好退守到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谓是“弱者农民”的命根子。“强者农民”转移出村，也为“弱者农民”在乡村提供了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