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

　　“红包”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推广方式，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对监管机构来说，如何适应“红包”带来的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监管机构必须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

　　猴年春节期间，人们“抢红包”的频次和金额再创新高。数据显示，农历除夕到农历正月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相较于羊年春节6天收发 32.7亿次，增长了近9倍。其中，除夕当日的收发量为80.8亿次，3年狂增505倍。春晚期间，支付宝“咻一咻”抢红包活动总参与3245亿次，是去年春晚互动总次数的29.5倍。

　　当下，抢红包正在从节日伴奏曲演变为过年主题歌。不过，抛开热闹看门道，笔者想给广大手机用户提个醒儿。对普通用户来说，抢红包广告推广喊得山响，其实都是互联网公司在造势。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不管是支付宝觊觎用户社交链，还是微信尝试新技术，或者线下厂商和服务业希望通过一个个红包与消费者建立联系，说白了，仍然都是商家的营销推广，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

　　当然，硬币都有两面。上春晚也好，“刷一刷”也罢，对年轻人来说，倒是一个可以趁势给家里长辈手把手科普一下移动支付的好机会。毕竟，移动支付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种种便利。移动支付的使用门槛不高，即使在偏僻地区，即便是上了年纪的群体，都完全可以学会并用好。

　　对参与发红包的商家来说，去年春节，商家借发红包之机发出大量优惠券，但其后因为说明不清、期限不明引来了不少“差评”。说到底，以积分、抵扣券形式发放的红包，商家应注意标明其使用条件、方法和期限，不能以为这只是过年的一个“乐子”，商家必须承担责任。此外，红包发放也不能“越界”。比如，不能用发放红包的方式搭售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也就意味着，抽奖式红包的上限不能超过 5000元。

　　另外，对监管机构来说，红包已成为一种将会长期存在的企业营销和社交互动方式。但是，从去年以来，与红包有关的若干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破题。具体包括，通过互联网发放的红包如何征税、起征点如何计算、沉淀在社交网络用户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利息怎样归属、利用拼手气红包进行的变相网络赌博如何打击和贿赂能否防范等等。

　　红包虽小，却折射出互联网技术与文化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深层次改变。对从普通用户到管理部门的方方面面来说，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为此，监管机构必须积极适应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