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华飞

　　据媒体报道，日前，浙商总会280多名理事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研判会，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再次表示，浙商有四条纪律：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在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社会环境下，浙商总会的这四条纪律，尤其是不止一次明确表态的“不行贿”，实际上正是以行业自律的方式，对现代社会政商关系和市场秩序作出思考、承担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根据他在工作中长期的观察，中国的“官场文化”传播力仍然很大，商场喜欢“模仿官场”，甚至学界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政治运行讲究政令通达、令行禁止、保持一致，如此方能承载社会稳定运行，而企业如果“学了这一套，或者心向往之，自觉不自觉去模仿”反而会妨碍发挥企业的特长。这个论述，点出了传统政商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政企不分，企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如果竞争不充分、不公平，腐败就更容易滋生。

　　在旧的政商格局当中，商界“附庸”官场，实际上成本巨大。行贿者成本畸高，很可能以欠薪“贴补”之；逃税者社会责任感缺失，对于侵权之类的行为容忍度自然就高。由此可见，紊乱的市场秩序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不但是道德问题，也是旧的行事逻辑的必然。

　　著名财经作家李德林曾在其书中系统分析清朝时期各种形态的经济改革得失。史料显示，当时，像马尾船厂、汉阳铁厂这样的官办企业，因为人情托请、人浮于事，裙带关系严重，经费花销惊人，改革伊始，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民族资本家这方面，则多有“红顶商人”的荫庇，或者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不合理、不对等的地位，不但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实际上也从根本上伤害了市场发展的生命力。

　　现代化的本质之一在于，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为官者、经商者、从学者，各自努力，各自主动发挥各个分支的组织效能。而现代化的不完善体现在，这些价值体系虽然发育出来，但相互串位、难以独立，比如，有钱了就热衷于“跑官”，官做大了就去高校当教授，学界的一些人则通过自己的人脉、势力，调动社会影响力，干扰政治、法律的公正……这些都是现代化发展不完善的表现。

　　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官场还是商界都开始意识到，健康的政商格局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摆正“官”和“商”各自正确的位置，理清两者之间合适的关系。这个问题，商界应该思考，社会各个领域都应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