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1月11日的南京，冬雨淅沥。至晚19时，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已超过24小时。白天，参与罢运的出租车司机们一度在南京市政府门前，以及机场、火车站等地大量聚集，表达诉求，要求或降低份子钱，或政府出面严管由打车软件调度的社会运营车辆。（1月12日 财新网）

　　新年伊始，出租车营运这个正处于改革大潮中的行业，仍然问题多多。在2016年第二个工作周，南京这座省会城市就爆发了罢运事件。这导致了许多的交通问题，但诉求的表达仍然是“新瓶旧酒”，说来说去，不过是“降低份子钱”和“严管打车软件”两项。这和2015年全国各地城市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并无二致。

　　在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冲击之下，出租车行业改革，可谓势在必行。在滴滴快的、优步以及各种专车软件、拼车软件的冲击下，一场由电子技术革命引发的出租车行业大变革正在加速。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抢占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处于行政垄断格局中的出租车行业，因为市场竞争的“突然来访”而显得措手不及。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出租车行业长期以来默认为合理合法的份子钱，作为受权力垄断保护的合法性载体，在利益重新调整分配之后，显得毫无意义。要么取消高昂的份子钱，要么取消或严管各种打车、拼车、约车软件——就必然会成为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的最主要诉求。如其不然，其收入与生活质量就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势不可挡的出租车改革，交通部在去年10月份发布了《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虽然这份意见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出租车行业收份子钱的操作方案，更有许多条款被认为是太过保守，但是，自2015年以来各地进行的出租车改革案例中，取消份子钱、打车拼车软件合法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点，在上海、杭州、武汉、义乌等地的改革过程中，早已得到了有效验证。

　　笔者分析归纳，在去年全国各地进行的出租车改革中，有以下两种模式值得其他各地借鉴。一种是上海和杭州直接取消甚至是退还出租车司机份子钱的模式。这两个城市，都明确规定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实行经营权无偿有期限使用。另一种是义乌模式。义乌规定，自2018年始，“有序开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出租汽车数量管控，实现出租汽车市场化资源配置”。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出租行业被几家出租车公司垄断的现实，就要被打破。

　　面对上海、杭州、武汉、义乌等几种模式，所有不进行出租车改革的城市，出现罢运现象就非常容易理解。技术在进步，观念在转变，市场在整合，份子钱仍然还要收，这样的现实只能会让出租车行业越来越凌乱。如果权力抱着既得利益不放，不能释放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权，则出租车司机就会因为生活的窘迫而不断进行诉求表达。而只要是进行出租车改革，就一定要让相关部门、相关官员下定决心，勇于割肉，敢啃硬骨头，否则所有的改革都将是拧巴、别扭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简政放权不是修指甲。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提供了许多可行的经验和做法，也为各地进行出租车行业改革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镜鉴。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都是在尊重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尊重了市场规律，还原了政府与市场本应有的纯粹关系。因此，希望更多的城市打破制度和利益藩篱，勇敢地进行改革，为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做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