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们班有些孩子悄悄成立了反弟弟妹妹联盟。”在山东青岛市一所小学担任四年级班主任的王老师说,前段时间,她发现班里有七八个孩子经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后来找了个孩子一问才知道,他们搞了个“反弟弟妹妹联盟”。(1月7日《华西都市报》)

　　自“全面二孩”政策发布起,大孩如何对待二孩,就是一个早已被预料到的话题。此前,还有媒体报道过“你们敢生二胎,我就给你们添外孙”的极端案例。“反弟弟妹妹联盟”被曝出,无疑又为这个话题提供了新例。从孩子的角度,多一个“弟弟妹妹”意味着多一个人来分享自己所享受的家庭关爱,他们的“反对”从心理层面不难理解。但是,如果将此视为“生不生二孩”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就有夸大之嫌了。

　　这类现象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任何一个人对于“新生事物”其实都具有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何况是孩子?相信通过适当的引导和沟通,问题可以妥善解决。所以说,这类带有猎奇色彩的个案,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和放大。但是,这类现象能够引起外界的注意,并与其他一些因素一起被视为二孩家庭需要闯过的“关”,它反映出来的“二孩焦虑”,却是真实的。

　　必须承认,过去多年的一孩政策的影响,确实不只体现在人们的平均生育数量上,更体现在它重塑了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手足之情”。这其中,或许就包括老大对于弟弟妹妹的“焦虑”。而无论是老大们的态度,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都说明现在的生育行为早已不像以往那般“单纯”,包括生育成本、职业影响等在内的外部因素,都已成为每个家庭在决定是否生育二孩时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只不过,囿于不同的家庭情况,每个人侧重考虑的因素也会有所差别,比如家庭条件好的,对于生养成本的考虑就没那么多。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起来,其实已经超越具体的计生政策对家庭生育选择的影响 ——当前,不少国家的低生育率或都与此相关。

　　明确这样一种现实背景,虽然不必夸大“反弟弟妹妹联盟”之类的二孩“阻力”,但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的二孩焦虑却必须加以正视,公共层面也必须有所回应。就比如说在教育方面,是否有必要专门让“老大”们接受一些分享教育,引导他们更“理性”地看待弟弟妹妹的影响?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二孩到底对家庭意味着什么?既不能夸大生育成本和“反弟弟妹妹联盟”这类的个案来片面突出二孩的“负担”, 也不能纯粹从过去的提倡“只生一个好”转变为号召“生两个才是真正好”。要看到,与“全面二孩”相关的公共政策只有触摸到普遍而又真实的“二孩焦虑”,才能真正让生育行为的选择变得“轻松”“从容”起来。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与不生,归根结底是要遵循每个家庭的自愿选择。但如果生育行为本身所受到的客观“烦恼”过多,生育选择变得“缩手缩脚”,甚至变成一场“冒险”,那显然也是不正常的。在公共层面,对于如何降低人们在二孩生育选择时的恐慌,减少他们的生育压力,让无论老大还是二孩都能够有一个更愉悦的成长环境,无疑还需要给出更多的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