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70岁的何老太被自家保姆何天带下毒，最后勒颈致窒息死亡。检方在庭审中透露，据何天带供述，她还以类似方式在过去一年半内作案9宗，其中2 宗未遂，7宗有死亡事实，此前均未被发现。这次如果不是何天带偷了何老太财物、双方还因为工钱起了争执后报警，估计也不会东窗事发。一个人在老年生活阶段风险最高，所谓老年不易。

　　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何老太不属于高风险老龄群体。因为她身体健壮，没什么大毛病；她有四个子女，还跟二儿子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她生活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2014年《柳叶刀》公布的数据显示，新世纪十年期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占整体自杀人群44%，其中接近80%发生在农村。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农村空巢老人，不堪疾病疼痛折磨，也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最后自行了断。因此，当我们要做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时候，瞄准的通常是有疾病、独居的贫困老年人。显然，类似何老太这样的老年人，并不属于非正常死亡的高风险群体。

　　做这样的分类，其实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们假设同住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上会悉心照顾老人，也会注意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状况的起伏，当然也会提供一定的物质和人身安全保障。按照传统，照顾老人的责任，主要依靠家中女性，尤其是媳妇。如果有多位子女，老人家可能会到各家轮流住，分摊责任。换句话，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低风险，女性扮演重要角色。可是，这个假设在真实生活中早就不成立了。很简单，有多少子女跟父母同住一屋，能够24小时随侍身旁？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女性地位大幅度提升，家庭分工和角色已经改变。这种变革不仅仅表现在女性开始获得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且表现在她们开始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恋爱对象、生育选择、婚姻和家庭生活。女性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把女性从家务劳动和家庭照顾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那么家中的老人谁来照顾呢？通常有市场和福利两种路径。从市场的角度，会出现成熟的市场满足老年人不同的照顾需求，这包括专业护理员队伍，家政保姆工，机构管理人员，以及收住老年人入住的各类私人机构。何老太案例中，何老太哪怕有同住的家人、大媳妇，还是得找保姆，何天带短短一年半时间能在10 户人家中干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但是目前来说，家政队伍专业程度参差不齐，利益各方权责不清，也存在许多监管模糊地带。从福利角度，国家会通过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险，以及发展社会服务机构，确保资金和服务的可持续。广东这几年在社区一级大力发展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其中含有长者服务)，国家将在“十三五”期间建立长期照顾保险制度，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出现的。目前的困难是，制度尚不完善，服务普惠性不足，暂时针对低保、“三无”、“五保”等特殊困难群体。像何老太这样的家庭实际上享受不到。

　　福利未满、市场不足，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女性无法彻底从承担照顾老人的传统角色上解脱出来，一旦出现事故，家庭内部会惩罚她们。就像案件中大媳妇热心张罗，却偶然将何天带带进家门；二媳妇与家婆同住一屋，却丝毫未察。她们可能会受到道德谴责，甚至引发后续家庭矛盾。可是，制度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滞后，却要女性个人和单个家庭去承担，这怎么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