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减税养老”更需顶层设计，一方面将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纳入旨在推进减轻公民税负，藏富于民的税收改革之中；另一方面，围绕支持和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建立富于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此外，在立法层面赋予地方对“减税养老”相关税种税率优惠的裁量权。

　　《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提出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养老服务。意见稿中提出，“将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适度增加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的工薪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实现赡养费用的税前扣除。”（12月9日《羊城晚报》）

　　2014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达15.5%，并将呈现逐年加剧趋势。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必然需要采取多种途径，调动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性，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养老，为养老提供充分的保障和优质的服务，其中通过减税，间接向养老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方式，“减税养老”蕴含着社会广泛的期待。

　　如深圳市在养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拟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住房养老模式的老人有条件地免征房产税，对以养老为目的的老人转让住房有条件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将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适度增加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的工薪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实现赡养费用的税前扣除。这些减税措施，都旨在减轻家庭税负，提高家庭保证有更多的钱用来养老，其善意不用质疑。

　　不过，社会养老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减税提高家庭和老人的养老支付能力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培育和发展养老服务业，如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行业，通过减税来降低投入成本、运营成本，同样是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比如，民营养老机构土地、建设、运营的相关税收，不能等同于酒店等一般服务业的税收，其服务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商业化，应当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才可能使得提供的养老有质量、一般的老人消费得起。从这个角度来讲，深圳提出的这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首先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针对老人和家庭的减税，在操作性与公平性上也有欠缺，比如“住房养老模式”、“以养老为目的的老人转让住房”、“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等条件的表述相当模糊，如果政策落地，这些情况如何界定、谁来界定，事实上很困难。并且，养老是普适的需求，不宜以条件化来实施区别减税，比如老人与子女在不在一起，其子女都有养老义务，都要负担必要的成本，减负是目的，减税是手段。

　　第三，减税的思路也与关联的改革相冲突。个税改革，改革方案已初具雏形，报道披露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或将改革草案上报中央和国务院。个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其中，包括赡养人口在内的家庭负担，将计入个税抵扣因素考虑。此外房产税改革也在进行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与上位的改革无法衔接，很有可能会使得善意胎死腹中。

　　当然，税收政策是十分严肃的事项，税收的减免、优惠，是中央的立法事项，地方不具立法权，这也是地方“减税养老”无法作为的地方，即便是深圳特区也不例外，显得格外谨慎。“减税养老”更需顶层设计，一方面将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纳入旨在推进减轻公民税负，藏富于民的税收改革之中；另一方面，围绕支持和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建立富于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此外，在立法层面赋予地方对“减税养老”相关税种税率优惠的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