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近日，网友在南京地铁10号线上看到两个席地而坐的民工。车厢里明明有很多空位，两人却坐在地上，可能是怕把座位弄脏。网友被这一幕打动，并顺手拍下照片传到了网上。记者联系上了这位网友，她回想起来，直说“觉得很心酸”。（11月22日《现代快报》）

　　在现代社会，便利、快捷的地铁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出行方式。作为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地铁对所有乘客一视同仁，所有的乘客都可以平等地坐到地铁座位上。然而，在许多大城市，“农民工坐地上”却频繁地上演。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更多地观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和其他乘客一样，农民工也有乘坐地铁的需要。农民工购票乘车，享有和其他乘客一样的“坐下来”权利。从表面上，“有座位不坐”是一种理性缺失；从本质上看，“农民工坐地上”则是社会排斥的产物——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成为游走在城市和乡村夹缝地带的边缘人，劳动者应有的体面和尊严处于一种被遗忘、被漠视的境地。

　　正如《不平等的痛苦》一书所言，利用“社会比较和歧视弱势群体”来获取社会地位和优越感，正是社会排斥的根源。”不论是嫌弃农民工背包大将其撵跑，还是厌恶农民工汗味重将其驱赶，抑或是指责农民工满身污垢“离我远点”，被势利和冷漠裹挟的一些人，很容易将农民工当成社会排斥的对象。

　　“农民工坐地上”既有外部的社会歧视的因素，也和农民工的生存生态密不可分。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低端位置的农民工，通常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城市难以融入，乡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户籍、财富、受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边界，将农民工和市民区隔开来，在精神世界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作为城里人的“你们”和作为农村人的“我们”。

　　在通常情况下，市民和农民工缺乏足够的交集；即使在公交车、地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共处一室，双方也难以在社会心理上获得真正的平等。作为 “漂泊的候鸟”和所谓城市文明的闯人者，农民工为了减少和市民发生摩擦与纠纷，往往会采取一种自我矮化、自我鞭笞甚至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进行权利让渡，从而换取“和为贵”。

　　一个旨在让劳动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农民工坐地上”应该越来越少。不论是提升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待遇，还是完善社会保障，抑或消减制度的壁垒和人为的藩篱，只有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让农民工在城市感受到更多的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有座位不坐”的权利空置才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