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迪顿认为：国家能力的缺失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减贫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及公众信心，换句话说，没有国家与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迪顿的研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就在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个小时前，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仅剩五年时间，到时要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否则，全面小康就是不完整的。

　　概括迪顿的理论，其核心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扶贫的重要保证。对照我国扶贫行动的实践，正是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在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的作用下，在国家能力不断增强的保障下，我国才能成功减贫6.6亿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果。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走出了一条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通过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扶贫道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因此认为，中国反贫困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的典范。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扶贫任务的繁重和艰巨。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数，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的五年多时间里，每年要减贫117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不仅要解决好百姓生产生活条件中的水、电、路、讯、房等基本条件，而且也要解决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和条件。可见，扶贫任务非常繁重。

　　如何进一步加快扶贫速度，提高扶贫效率是考量政府智慧的重要方面。按照迪顿的理论，结合我国实践，必须将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扶贫行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必须以改革推动扶贫，以发展加快扶贫，从而增强贫困人口的能力和信心。这就要求扶贫不光是某个部门、某个区域或者某项政策的任务，而是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及贫困群众在内的国家行为。

　　具体实施起来，扶贫首先要明确主体责任。按照经济学原理，水、电、路、讯、房等基本条件，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起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扶贫行为理应政府主导。同时，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更有效率，也需要社会帮扶和其他方面的协助。当然，凡是涉及政府扶贫资金，必须加强制度监管，健全扶贫资金运行，防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可能出现的政府寻租行为。

　　那么，推动扶贫措施的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呢？首先，必须清楚贫困人口的具体信息。贫困人口都是谁、在哪里、为什么贫困、需要什么帮扶，这些关于贫困的基本信息必须尽快完成，通过收集和完善贫困的大数据，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提供政策依据。其次，实施产业扶贫。多年的扶贫实践表明，最长久、最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业发展提高群众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及产业政策等各个方面的扶持，实现贫困群众脱贫。第三，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很多贫困地区往往是生态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不能进行深度开发；或者是一些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地区，扶贫难度大，投入成本高，不宜进行重点投入。因此，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扶贫的有效途径。

　　此外，通过开展教育扶贫，特别是职业教育，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一门技能，尽快实现贫困子女就业。对于因病致贫的群众，国家免费提供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并通过社会保障措施，为他们提供兜底的生存“安全网”。

　　总之，扶贫是长期的国家行为，必须集中国家力量，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完成这项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