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农村群体“非我”情绪的累积和爆发，对于社会建设是个巨大挑战。

    “农村人没素质”背后是制度问题

    中国青年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似乎并未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第一，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互相之间的理解。不过我认为这相对容易改变。

    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没办法变成城市人，因为现有的体制不允许他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在我们的印象中，进城农民工总是背着铺盖、大包小包地挤上公交车和地铁。面对这种情景，城市人可能就会用另类的眼光看待他们，觉得农村人没素质。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农村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制度没法让他们在工作地定居，这些人就没法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青年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也慢慢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是越来越明显的。农村人话语权的丧失和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向有关系。

    稳定、高素质劳动力才能保证我国走向创造时代

    中国青年报：农村人丧失主体性会带来什么后果？

    卢晖临：农民和农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还被排斥和看不起，他们的主体性就会进一步丧失。今天许多农村人的目标是做“非我”。他们教育孩子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像我一样。”这是一种明显的“自我否定”情绪。

    一方面，这种情绪会慢慢累积、聚集；另一方面，他们的愿望在现实中又无法真正实现。二者相互作用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紧张。一些外来人口长期感受到排斥，但平时并不发作。然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这种情绪可能就会聚拢、爆发出来，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如何化解城乡隔阂及其社会张力？

    卢晖临：第一，政府要改变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将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美丽乡村应当建立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上。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可以使农村逐渐成为农村人愿意居留的家园，而不是纷纷逃离的弃地。

    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并希望成为市民的农村人来说，国家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中国目前处于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改变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不利位置，但即便如此，仍然是有一定的空间去改善工人的处境。这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力量以及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决心。

    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农民工问题，赋予其紧迫的必要性。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中国想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走出世界工厂、走向中国创造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和农村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