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的发言稿，把县委书记陈行甲和他所在的湖北巴东推进舆论漩涡。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50万，贫困人口17万，2012年才设置红绿灯，2014年县城才有了公交车、出租车。这里也是频发负面新闻的“富矿”：从2009年起，邓玉娇事件、水布垭翻船、冉建新事件……震惊全国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这份引起巨大反响的发言稿出现在今年3月的巴东县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陈行甲历数本县政治生态的种种怪象，事关干部作风，也涉及贪污腐败。这位地方主官少见地亮明态度，称“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如果少数人心里有冷病怕吃稀饭，我说与不说他的病都是在那里的”。

    多名巴东政界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县领导班子“换血”以及中央反腐的双重背景之下，巴东政治生态正在进行治理和重塑。在这过程之中，强硬甚至易引起议论的“猛药”频出，突破与阻力并存，新旧工作习惯的角逐仍在进行中。

    “愤怒的县委书记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官场？说完之后可以解决多少问题？这恐怕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也不能责备哪个人没解决完。”当地一名观察人士评价。

    治理“两违”先拿党员干部开刀 

    王蕾的住宅顶层至今还竖着生锈的钢筋。这是2012年巴东县清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后留下的。

    她家的耕地已淹没在三峡库区，出租房屋成为家庭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2011年年底，王蕾计划拆了旧房，改建一栋七层住宅，并把8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清理“两违”的消息传来。

    巴东自建住宅限高5层，王蕾的新房在清理之列。王蕾说，她私下问过干部，干部说这阵子风声紧，“可以先盖5层，留着钢筋不要封顶，等风声过了再说”。

    “两违”建筑当时绝对算“巴东一景”。从长江对岸眺望这座建在山上的县城，道路蜿蜒而上，十几层的自建住宅重重叠叠。库区地质情况复杂，有人说，如果这种乱象再不治理，下一个轰动全国的负面新闻将在违章建筑中产生。

    “哪有什么手续？哪有人管？如果真管，塞点钱也可以应付。”王蕾说，2010年前后，很多人都在盖房。

    多年以后，陈行甲在县纪委全体会议上批评这是为官不为：“那么多屋又不可能三两天修起来，如果有人管理，有人负责，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移民的问题比较敏感。”县纪委一名官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巴东是移民县，情况特殊，在一些违建者眼里，他们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牺牲，难免“要享受一些”。甚至，有的官员潜意识里也这么认为。

    另一名县委常委则认为这是“管不过来”的。在他看来，这些房屋被拿来出租、销售，利益成为违章建筑泛滥的驱动力。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两违”不治或难治的原因，也与官方本身有关。该县长江沿岸有两个开发项目，一个超过了原规划建设的层数，另一个则未经批准占了部分长江水道。这两个项目，均有时任县领导出席开工等仪式。

    该县主官也曾公开批评，“两违”现象有“极个别干部直接参与或幕后操纵、怂恿亲友”。

    此番清理十分强硬。在治理的对象上，党员干部先于普通居民；一旦党员干部妨碍执法，从重从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且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如果治理期间有人“顽固不化”，将公布房屋、社区、业主，甚至要停电停水。

    “如果水电公司敢供电供水的话，我们将问责。”在大会上，县领导略显霸道地宣布。

    王蕾的住处被停电了。后来，她交了10万元土地出让金，补办了超出规划面积的手续，拿到产权证件。全县被清理的“两违”建筑共535栋。

    不过，她的住宅如今留下了后遗症：由于五层没有按顶层的标准封顶，防水措施不足，一到雨天就漏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去有关部门问，他们总说，已经打了报告反映我们的情况。我又不敢私自再加一层封顶。”

    而在治理“两违”的2011年，巴东已意识到应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县领导曾发现，移民乡镇有老百姓反映，要求盖房拖了两年都没有解决，“我们尽管有天大的困难，有什么理由拖这么长时间？”“总不能让老百姓说是你们逼着我们违法建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