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付伟郑可欢

　　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桃花村，一个隐藏在粤东北崇山峻岭中的偏僻小村。虽然名字诗意盎然，却难掩落后面貌。直到2013年10月的一天，一众人马沿着崎岖山路向村中进发。对于这支由广州市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扶贫项目考察团的成员来说，桃花村的“穷”让每个人都眉头紧锁。

　　考察会很快变成了一场募捐会。广州立白企业集团公司总裁陈凯旋当场承诺捐资180万元，为桃花村村民解决行路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则将改造桃花村小学的任务揽在了自己名下。

　　桃花村的故事，只是广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事业的一段剪影。近年来，在扶贫“双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中，广东省在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多条渠道创新机制、广拓资源，着力搭建“大扶贫”格局，并在这一过程中着力构筑动员平台、培育社会组织、撬动市场杠杆，实现精准扶贫、开发扶贫和社会扶贫的有机结合与成效多赢。

　　“平台”之创：设立首个省级“扶贫济困日”

　　“630”，是破解广东扶贫奥秘的一串关键密码，也是观察广东社会扶贫行进路径视角最佳的一扇窗口，更是剖析社会扶贫中政府功能与定位不可多得的生动案例。

　　2010年6月30日，“广东扶贫济困日”启动仪式上，恒大、碧桂园、星河湾、珠江投资等几十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手托动辄数亿元认捐金额的牌子，接受闪光灯的轮番“轰炸”。而这张“全家福”，也成为广东社会扶贫事业发展进程中的经典瞬间。

　　6年前，经国务院批准，每年6月30日被确定为“广东扶贫济困日”，这是第一个省级扶贫济困活动日。6年间，每到此时，南粤大地便善潮涌动。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4年，“广东扶贫济困日”累计筹集社会扶贫资金超过150亿元。

　　在省财政厅扶贫工作组进驻之前，广东省龙川县丰稔镇十二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仕平正在为筹集公共建设资金而发愁。他告诉记者：“村里老板就数得过来的那几个，每次捐款都找他们，我都不好意思了。”扶贫工作组给十二排村带来的，是一个总量高达1000万元的“超级礼包”。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来自通过“扶贫济困日”平台捐赠的社会资金。

　　广东素有乡贤回馈桑梓的优良传统，但这些资金往往与血缘、地缘关系紧紧捆绑在一起，导致的现实情况是“穷村老板少捐资便少、富村老板多捐资也多”。“扶贫济困日”发挥的作用之一，便是对社会扶贫资金进行集中整合、统筹使用，并通过定向投放和二次分配，将扶贫资金真正投放到最需要帮扶的贫困村庄。用广东省扶贫办官员的话说，便是“多些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同时，乡贤捐赠通常数额较小，搞些小建设尚且可行，而当面对大项目建设时，便总会爱莫能助。“扶贫开发虽然主要针对一村一庄、一家一户，但同样需要政府力量通过‘扶贫济困日’这样的抓手，将各方资金‘五指并拢’，形成拳头效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特聘参事、省扶贫开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钟韶彬说。

　　2014年10月17日，“扶贫日”正式设立。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认为，“扶贫日”与“广东扶贫济困日”定位高度不同、功能重心不同。“‘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要坚持不懈搞下去，并结合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扶贫工作的重心和热点，精心安排活动内容，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与‘扶贫日’活动一起，在一年内形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前后两个高潮。”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