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圈”是指“圈地、圈人、圈钱”。

首先是“圈人”。笔者曾用“六个最”描述性地概括农民工这个群体：一个人类歷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用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一亿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城市给他们的政策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这种剥夺不仅不需成本，而且比计划经济时代来得更方便易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已经成了农民工的自觉行为，自愿奉献。城市对他们来说，进又进不去，煺又心不甘，他们是工人中的农民，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他们前进一步是城市是市民，他们后煺一步是农村是农民。当一种制度设计不论他们前进还是后煺都能公平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惠成果，这种制度就是文明的进步的。

其次是“圈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3亿多亩土地被廉价征收。国外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佔百分之四五十，而我国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隻佔百分之几。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约叁万亿元，而有关调查估算，农民获得的补偿不足其十分之一。同时，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征地拆迁事件大量发生，最后吃亏的往往都是农民。遵循经济规律，让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让农民参与征地的市场谈判，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途径。

再者是“圈钱”。中、农、工、建四大商业银行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像抽水机一样吸储资金，而鲜有为农民贷款者，形成“五龙吸水”的局面，农民的资金大量被“圈”入城市。在股票彩票市场上，大量资金被卷入其中并不翼而飞。2001年到现在，“金砖四国”巴西印度的股票都涨了叁倍多，俄罗斯涨了十二倍，隻有中国股票不涨反跌。充分发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下大功夫解决农村钱荒，是培育农村发展内生性物质基础的治本之策。

如今，“三圈”的力度依然未减。可以说，“三圈”格局不破，三农问题无解。破除“三圈”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