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瑜李竟涵

　　“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严重，谁给的钱多，农民就把地流转给谁，农业部门应该怎么把控？”“农业部门人员老化，知识结构老化，培训资源分散，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率低怎么办？”“涉农项目资金关系到多个部门，县级农业部门很难整合，只有顶层设计到位才能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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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全国农牧渔业大县局长轮训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局长班议事堂，尖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出来。

　　农地流转“度”在哪儿

　　2007年起，天津市蓟县通过引进大型企业建了10万亩设施农业，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谁知2010年底，引进的企业基本全倒闭了。在议事堂上，天津市蓟县现代农业示范区主任梁惠博不怕自曝家丑。“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政府引导也有问题，为了政绩要求规模大，管理和服务都跟不上。”梁惠博反思说，现在蓟县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就是“去任务化、去概念化、去行政化”。

　　土地流转是手段，规模经营是目的，不能为了打造政绩扩大规模，更不能为了流转而流转。在议事堂第一个话题——“引导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讨论中，土地流转的“度”引发了台上台下的热议。

　　“2011年、2012年粮食产量约为30亿斤，2014年产量不足30亿斤，这与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现象、与扩大规模导致的单产降低有多大关系？”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朱守银向山东省平度市农业局局长张娴君提问，“行政性推动会扰乱土地流转市场和土地流转价格。”他主张，土地流转只能适当引导，土地规模必须适度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