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之下，我团队基于农牧交错带牛羊牧繁农育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开展的线上疫情防控背景下肉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调研发现，粪污处理普遍受阻或不及时，部分影响肉牛健康成长和环境污染。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团队在2017-2018年间对于高压环保政策与驴产业发展关系的调研。当时的政策背景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刚刚发布，并且指出，要优化畜牧业结构，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同时要推进清洁生产。国家一边提倡发展毛驴等草食畜牧业并鼓励提高养殖规模化水平，一边是高压环保政策的实施。

我们发现，毛驴养殖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农户散养占比很高且具有独特优势，规模养殖并不一定具有显著市场竞争力。从调研情况看，毛驴以农户分散养殖占绝对多数，即使在主养区的整个县域甚至整个市域以内，年出栏达到 100 头以上的规模养驴企业也是屈指可数。从我们当时的调查对象数量看，毛驴分散养殖场户占调研总数的 95%以上。并且，结合放养的分散养殖成本较规模养殖要低很多，抛开基建、设备等存在巨大差异的大项支出不说，仅草料一项，分散养殖成本约为规模养殖的 1/3～1/5，甚至低到 1/8，且从业者多为老年人或壮劳力的部分闲散时间，人工与管理费用也就低得多；规模以上企业在深度产品开发和良种繁育等高新技术业务领域具有优势，但在其他环节并不具备明显竞争力或效益，甚至在消费旺盛、供不应求情况下规模养殖企业仍出现赔钱的情况。

二是毛驴养殖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环保政策“一刀切”影响部分地区脱贫目标的有效实现。鉴于毛驴分散养殖的独特优势，新疆、甘肃、内蒙、辽宁、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份在严控生猪、肉鸡、蛋鸡等养殖基础上将毛驴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予以推进，有的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从当时调研情况看，毛驴养殖收入占到了养殖区普通农户家庭总收入的 40%～80%，贫困户占比则更高。如果环保政策“一刀切”而对毛驴不加区分地禁养限养，那么基于家庭分散养殖明显优势和精准扶贫脱贫得力抓手而推进的贫困地区毛驴养殖产业，将受到极大冲击，也将势必影响到 2020 年脱贫目标的有效实现。

三是毛驴分散养殖更适合“两型”发展要求。调研发现，养殖区作物秸秆得到了充分利用，既避免了焚烧污染，又降低了饲草料费用。此外发现，几乎所有分散养殖户从事种养结合，通过自家还田、销售或赠送周边种植户等形式实现养殖粪污的高效利用，粪污处理环节一般不存在困难和矛盾。相反，大规模养殖场户往往基于经营效益和风险考虑，不愿额外投资租地从事种植和栽培，粪污处理难度远大于散养户；部分规模养殖企业利用粪污加工有机肥，却面临成品有机肥销售难题。 调研还发现，农户普遍把毛驴散养在自家房前屋后甚至院里，充分利用其生活空间和闲暇时间，资源利用最为经济高效，是“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典范。如果将90%以上的毛驴养殖从农民生活区剥离，那么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农户因为不经济和不方便而选择放弃养殖，二是需要国家和集体拿出大量土地建设新的养殖场。当时我们以 2016 年毛驴存栏 469万头为例，要将约 400 万头毛驴赶入规模养殖场，按较低的每头驴4㎡驴舍、10㎡运动场、1㎡草料棚、5㎡配套的标准估算，约需土地12万亩，即使现在驴存栏量大降，至少也需要6万亩土地，这些土地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

基于以上特点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将环保要求与养殖业实际结合，不搞一刀切。毛驴与生猪等的食性和粪污生化特点明显不同，排泄物对环境的影响明显轻微许多，粪便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更为便捷。我们调研发现，各地政府近年结合产业扶贫支持毛驴养殖场户进行了沉淀池、堆粪场等改造投入。建议结合毛驴等养殖现状和产业特点，与生猪等产业采取差异化政策，在保持现有养殖模式基础上创新环保监管措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两结合两促进。

二是将产业扶贫与环境治理结合，调整资金投向。当前作为产业扶贫支持毛驴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购买牲畜补贴、扩群增量补贴、圈舍建造补贴、沉淀池与堆粪场补贴以及与之伴随的给予贫困户带动主体的金融扶持等。建议整合产业扶贫扶持资金，集中投向秸秆回收利用、草料机购置、环保设施改造、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

三是将规模与分散养殖有机融合，实现利益联结。前面提到，规模养殖企业有其优劣势，分散养殖户亦有利与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鼓励引导规模养殖企业与养殖户通过“公司+养殖户”“公司+合作社+养殖户”等形成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生产托管等利益紧密联结关系，让规模养殖企业引领行业发展，让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并分享发展成果。

（王玉斌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畜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食品安全政策与战略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副秘书长；陈慧萍系清研灵智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研究员；李乾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